而这种更多的思索，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
他发现，澳门的衰落，和大顺的贸易政策，息息相关。
如果大顺放开贸易，那么澳门就会衰落；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那么澳门就会繁盛。
而在澳门的繁盛期，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解读为“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
然而，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澳门瞬间衰落了。
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
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他是传教士。
所以，他的视角，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
即，“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这个概念，具象之后，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
如果不是偶像崇拜，而只是一个事实，那么澳门就不会因为大顺的贸易政策或是繁荣、或是衰败。
而这不是一个事实，而是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不合理的相信，那么这显然就是偶像崇拜啊。
谁说偶像崇拜的偶像，一定得是人呢？
而这个崇拜的基础，不正是金钱吗？因为之前赚钱，所以才敢说优越，那这不还是一种对金钱、财富的偶像崇拜吗？
他心中的第二个冲击和思索，源于欧洲已经开始的新时代，最终在大顺贸易政策驱动下的澳门这个特殊之地，萌芽成长。
他在澳门受到的第三个冲击，则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乱，以及大顺击败了满清，以保天下之名结束乱世之后，对前朝问题的反思。
简而言之，就是，前朝差点亡天下，得有个什么玩意儿背锅。
谁来背这个大黑锅？
自然是理学，当然，也有批判说是理学衍生出的心学的。总不可能让儒家这个总体来背这个大锅吧？
也就导致了大顺这边，理学破，而新学不立的情况。虽然有官方意识形态，但官方推崇的那些，缺一个半圣来整理成体系。
一时间，很多儒生都认为“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开启了直接读先秦经典的风气，认为后世注书明显是掺杂了私货，要直接看原文，看先秦古籍，不要去看宋儒的注解。
这种风气，根源就是差点亡天下的反思。
而这种风气，也带动起来了先秦古籍的大量传播。然而，先秦书籍，又不是只有儒家的，还有诸子百家的，尤其是先秦时候诸子互喷的文章居多。
蒋友仁在儒学之外，尝试着也看看先秦其余学派的文章，然后就看到了韩非子的书。
韩非子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巫祝经常祝愿别人，长生千秋、万寿无疆。但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也从没指出过该怎么才能长生。
所以当时人们看不起巫祝，逐渐不信这些鬼神之事。
又说儒家的学问也是如此，从不说该怎么办，只说“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如何如何”；但又不谈具体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具体怎么办。
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
韩非子就喷，说儒家的行为，和那些祝人长生千秋的巫祝，有啥区别？这不就是现实里的巫祝吗？
一点也不应验，也没有可操作性。
净说一些上古时候谁也没见到的事。
当然，韩非子的这篇文章，本意是喷完了墨家喷儒家，最后得出结论：民众愚昧，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保卫国家，百姓却认为是朝廷贪婪。是以，民众的认识是靠不住的。治理国家的时候顺应民意，是不行的……
但是，这文章是写给君主看的。
在传教士看来，自然是另一种视角。
蒋友仁觉得，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些东西，很像是也在说天主教。
而因为天主教认定华夏这边是偶像崇拜、崇神贪财、且又非常现实，所以蒋友仁剑走偏锋地得出了一个不算是奇葩的结论：
想要天主教在大顺真的传播，就得摆脱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个问题。
天国，是看不见的，就像是三代之治一样。
这个非常现实的民族，比如之前对传教士的优待，源于传教士能带来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不是内心真正信仰。
皇帝都如此现实，那么民众岂不是更加如此？
这便恐怕需要一个人间的实体，确实让他们看到了天主教行、可以，才有可能大量地去信天主教。
而现在，走皇帝路线和上层路线都走不通了，没机会。
那么，先要搞出这么一个人间实体，要咋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