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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追道统，和影射显学，这都必须是经历了大顺开国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东西。
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都是压根没有天主教廷参与，自己照着基本翻译成汉文的书，自己创出来的，全程自封。
这也算是后世那边邪教泛滥的一个历史渊源吧。
如今权哲身看到江苏的改革成果后，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心想是不是能走这条路呢？
出于这个想法，权哲身问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对闲民如何看？兴国公的改革，在这里造出了海量的闲民。可现在看来，闲民似也无甚大害？先儒以为，闲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孟松麓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为，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就是江苏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广的？
亦或者，江苏的改革，只适用于江苏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学派还折腾什么呢？不管是富民，还是制度，甚至实学，都不用他们管了，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这种改革为什么在江苏行、在别处就不行？现在权哲身问出这个问题，孟松麓还是用学派的“标准答案”，回道：“若只说江苏一地，闲民，未必是坏事。”
“知江苏一地，政抑闲民，其义非也。所谓闲民，先儒之谬说，夫闲民不可少也。”
“有闲民，然后佣赁可得也；有闲民，然后行走可得也。”
“闲民者，或助力于农圃；或助力于虞衡；或助力于工商；或助力于刍收。”
“其筋力劳苦，有甚于常职之民。”
“先儒以为，闲民者，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故曰闲民，此真大谬也！”
“先儒枉疾此辈，每欲惩之酷罚，岂不怨哉？”
其实这也算是孟松麓的学派，在对着虚空输出。
先儒所言的闲民，和现在的闲民，本质上没啥区别，但社会基础的变化，使得发生了区别。
什么是闲民？
指的是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贱籍之外的、没有“常”职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在工厂里做工的，在码头上扛活的，其实都是“闲民”。
说是农，有地吗？
说是商，有产吗？
说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产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任何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传统职业。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就叫闲民。
在土地还有很多的时候，对先儒而言，闲民当然是应该去垦荒种地才对。要不闲着在城市里晃荡，也没有个常职，这不是“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是啥？
而现在……实际上从明晚期开始，这个先儒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有些“和现实脱节”了。
农圃、工商、刍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属官员，掌管山川林泽，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业、林业附属的狩猎、采集、药材等行业。
这番其学派对闲民的“正名”，既是因为学派一贯的思路；也是因为江苏改革的社会现实。
当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时候，就考虑过。土地其实是不够用的，多出来的人干啥？
那李塨是大顺开国之初的人，那时候百废待兴，商品经济也远没有经过二十多年折腾后的江苏这么发达。
他不是没想过，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便考虑“转业”，为士、为商、为工等。
但那时候，他认为，或者说不只是他认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认为，士、商、工，能容纳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为这个解决不了的死结，使得李塨最后搞出来一个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亩、劣田百五十亩，待劣田变好田再均分五十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