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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旧框子，指的是大顺的私有制早已确立。
也指的大顺已有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之前为了实边迁民，鼓励商贾地主“带人”过去，带的人足够多、开垦的地足够多，是可以给类似助捐一样的官职的。
当然，也包括传统的均田、小农、人地、限田等等思想。
这些旧框架下，在内部，实际上已经到头了；但是在边疆区、新的殖民地，是可以做许多事的。
要注意，在此时，小农经济，尤其是在新大陆，小农经济并不落后、也并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恰恰是【垦殖殖民地繁荣的根本】。
这种繁荣要变成【垦殖殖民地的痼疾】，是另一个问题。
问题不在于小农经济在新大陆、边疆区是否到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而在于，小农自身是无法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迁徙的。
说的再明白点：
若是迁徙有虫洞，无成本。
那么，小农过去种地，也挺好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搞大土地所有制，反而会遏制生产力的发展——北美就是例子，早期的大土地售卖制，使得金融资本囤地买地，切成小块再赚差价，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现实是，迁徙不是无成本的。
于是，这才需要引诱资本，作为一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在这里，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可以是朝廷这个实体的国家机器。
但是，大顺的底子在这摆着、框架在这摆着，朝廷是无能的、废物的。一个之前这么大的统治范围、一年收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中央的政府，这中央的税收效率几乎可以认定就是此时各集权国家的“下限”了——南边的暹罗，集权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岁入达到480万英镑，折合大约1600万两库平银；日本倒幕之后，工业还没影的时候，也收出来了8000万两库平银的岁入。
超低效的税收效率、几乎无管控的地方乡绅、士绅土地的占据等等这些，使得大顺朝廷自身，无力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因为如果大顺朝廷自己想要做这个工具，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对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包括说，用上实学激进派的“均田仁政”，国家完全踢开地主、士绅等进行征税，这样才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大顺谁也没胆子在内部搞大动作，这是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本质所决定的。
故而在大顺自身无法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的时候，新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唱主角。
只不过，唱法需要技巧，也即是说要以一种类似法国重农学派的方式，“名义上站在旧贵族、旧制度的身上，唱新时代的歌”。
在之前，刘钰大谈的“自由贸易”，是假自由贸易。这一点，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刘钰只是站在大顺自身的手工业优势和白银购买力优势上，用标准的重商主义和垄断本质，披上自由贸易的外衣。
所以，刘钰谈自由贸易，在大顺内部没啥影响。因为这压根就只“说了一半”，只说了国际贸易的部分，最终还是靠逆练老马的“以国家强力取得商业霸权”的路子——以国家强力取得商业霸权，真正懂的，都明白，这玩意儿再怎么圆，也圆不成自由贸易，这分明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重商主义。
只不过，这是重商主义在大顺手工业发达和白银购买力这个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欧洲的表现形式。
同样的，如果有人想要“继承”实学派，并且至少安全地、隐秘地继承下实学派。
那么也一样也得学类似的东西：披皮、包装、打扮。
而绝不是说，要直接开喷：封建贵族都是垃圾、地主都是废物、地主完全是实业资产阶级眼里的累赘等等。
做事，得有技巧。
虽然说，实际上，地主就是产业资本家眼里的累赘，这一点亚当·斯密已经毫不掩饰地指了出来。
但是，在大顺，或许民间可以这么说，但李欗这么说是不行的。因为他要这么说，那就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这明显是准备搞事情了嘛。
故而，在李欗流露出错愕之后，刘钰笑道：“殿下可知，如今天下舆论，所论最多者，是什么事？”
这个不是难题。
“如今天下所论最多的事，还是人地问题。”
刘钰又问：“如今比之三十年前，人地问题的讨论，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当然也不难。
“三四十年前，显学皆言：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如今显学，多言迁民、迁徙、垦殖。均田当为手段，迁民方为目的。尤其是一些从南大洋、扶桑等地垦殖的人回来之后，更是如此。”
刘钰又道：“那么殿下以为，殿下之前想的那些，天下竟无聪明人士，皆想不到吗？亦或者，殿下以为，才智过人，乃至于唯独殿下一人想得出这些办法。乃至于藏着掖着，以为日后若有一展拳脚的时候，一鸣惊人？”
说罢，刘钰大笑道：“殿下读书比我多，经典更是比我懂。但今日，我不谈经济、贸易、海军诸事，倒是想建议殿下读一读文忠公的《朋党论》。”
“啊？这……”
听到刘钰鉴于他读一读《朋党论》，这更是让李欗直接哑口无言。倒不是说他没读过，不说倒背，但张口就来肯定是没问题的。
见他憋了半天，刘钰又道：“既要写文章，自是要针砭时弊。针砭时弊，无非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好说。”
“分析问题……那就看怎么分析了。”
“怎么分析，又决定了该如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