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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刘玉的名声，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相当不错。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的“沙龙”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当时还活着的刘玉，“先知”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在那之后，至少在欧洲，他在巴黎的沙龙间，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东方旗手”。
这事，在大顺，就是个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是个大事。
一方面，刘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讽刺了一番，而事实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
另一方面，刘玉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来布尼茨乐观主义——降了降温。
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说好了，这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
那场之前所谓的“启蒙运动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各国与教廷关系等，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
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他们更激进，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
而舍弃来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世间虽有恶，但这是一种平衡，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发现这才是BUG最少、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
一：为现状的批判。
二：对未来的展望。
不是说别的没有。
而是说，想要伟大，这两条是必须的。
那么，对未来的展望，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
于是，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配上自然秩序论，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说。
67年法国发生饥荒，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
这是不是启蒙运动？
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这就好比说，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
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下。
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而是说“文化”上。
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秉持的是刘玉当初定下的“把世界的，伪装成民族的”。
这是进攻手段。
但一样。
大顺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欧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顺的旧时代的诸多传统文化。
是以，这个“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顺最佳的进攻手段。
首先，这玩意儿，你别管这道、自然，到底是谁创的。是上帝、耶和华、盘古，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那都无所谓。你觉得是谁，那就是谁。关键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谁创的。
其次，这玩意儿，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而启蒙运动中，自然包括着对未来的展望，这种展望又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不能说这东西在你这对，在别处就错。
最后，刘玉在大顺一战之前，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国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整个人类都一起携手蒸蒸日上。
这东西吧，在之前的大顺，其实影响力没那么大。
但在支离破碎的欧洲，影响力可比在大顺这边大多了。
人，不能虚空打靶。
在大顺，具体到经济问题上，之前喷的方向，一直延续着盐铁论里的几个事：无非就是盐到底是否该彻底放开，商贾去经营；朝廷到底有没有必要铸钱，为啥不把铸钱下放给私人？
而别的事，确实没法喷。比如说，之前大顺真没有说，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也没有说，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顺内部，准确来说，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本身存在的。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
所以，这东西，在大顺的影响力，和在欧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再换个说法。
比如说，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长子继承。这在欧洲，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
而在大顺的民间，这玩意儿，肯定当不起“惊天创世”这样伟大的称赞，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没啥惊奇的，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是以说，刘玉当年的一些言论，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至少在经济学上，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
还有一点。
启蒙学者，基本都是脱产的。
既不种地。
也不纺织。
他们的感受，和底层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几个因素摆在这，无疑，使得刘玉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总的来说，还好。
当然，谁要是真敢把刘玉的灵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开棺戮尸，挂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统治、交易的地区。
只能说，刘玉的名声实在太臭。
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顺就是坏人。
而是说，在这之前，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标准，挂个“买办”的帽子，那是一点不冤的。
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在议会游说，大谈【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
这是大顺打一战，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
包括说，当初刘玉改革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
大顺的手工业，和先发的工业资本，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两点：
其一，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呗。
其二，欧洲的手工业、本国工业资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和大顺手工业、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觉得他们支持吗？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
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乡绅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都工业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桉？
再说了，反重商主义，得靠自由贸易。没有大义，做不成事。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规矩”？
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
既然谈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苏纺织业，和吉吉拉特纺织业，有没有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