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拍手说：“仲三大哥的话正合我意。”
刘尚清恍然大悟了。他补充说：“我们可以以小洋为基础，规定十二角作大洋一元，名之曰‘一二大洋汇兑券’。其具体办法是储置现银于上海，以为汇本，另发新券，每元折合现银七角二分，任凭商民在上海购货，就地划拨现银，但不得在奉天索兑。官银号的小洋票，不准在奉天市面通用，因此这种汇兑券，也就代替了小洋票，在东北三省境内通用了。至于奉天兴业银行等发行的小洋票，则改称债券，一年付利息两次，仍旧流通于市面，不汇兑也不兑现。汉卿，可是此意？”
张汉卿附合说：“学良还没想到这么多，小侄只是意想天开，不想竟然瞎猫碰到死耗子。这都是刘世伯的主意，是不是管用，世伯吃过的盐比学良吃过的米都多，自然拿大主意。”他大笑着说：“若是行不通，世伯可别怪学良多嘴，反正主意是你们拿的，怪不到我头上。”
地主们割肉兑换到的小洋券一下子变成了政|府的债券，实质上还是相当于政|府抽去了他们的本金来使用，他们能得到的，只能是每年两次的“利息”。由于债券不能兑现，无论如何变动，这笔本金政|府一时半会是用不着考虑的，自然轻松了许多。这些地主们千辛万苦钻政|府的空子，跳楼价换回的债券一下子与“租”地于政|府无异，还又损失了为数不菲的交易费，无形中又给百姓们省了一笔。
见他这么上道，刘尚清也大笑说：“少帅讲的，一定行的。”少帅居功不自傲，一向又平易近人，是他与张汉卿能成为忘年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二大洋汇兑券”遂于1916年底计划呈准，它对平抑奉票挤兑风潮，缓和金融危机，起到不小作用。张作霖主政奉天以来，维持奉票和中、交票的稳定采取了诸多措施，不容其毛荒，物价基本保持稳定。这其中刘尚清则是花过心血和出过力的，因此，他深得张作霖的信任，同时也为他宦海平步青云铺平了道路。
解决了重大难题，刘尚清心情好了很多，他终于可以松口气，开开张汉卿的玩笑了：“少帅刚才说双管齐下，一只管已经凑效，不知另一只管子要甩向何方？”
张汉卿收敛了笑容，淡淡地说：“今日也许可以解决挤兑风潮，但若有人仍贼心不死，一旦有机会将会重新兴风作浪，这股风潮必须得从根上解决。政|府鼓励正常的商业及金融行为，但对于那些投机倒把、更有甚者借助外国势力干扰奉天经济的害群之马，当以非常手段处置之，快刀斩乱麻，直接从源头上震慑跟随者！”
他说的借助外国势力者，就是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桓昌”金店执事黄献廷等五人，是他们勾结日本人进行挤兑，以此搞垮奉天金融，好让日本人乘虚而入，这在奉天都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买办起家，会得一口流利日语。他颇有几分经济头脑，在奉天多次挤兑中，他乘机压低小洋票兑换大洋的比率，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反正他在银行，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日本人也找上他，给他不菲的好处，让他用日本人库存的银元，继续给奉天添堵：一连串的较量中，不但没能奈何张作霖，还让他越来越有劲头。按照这进程，张作霖成为东北王只是时间问题。关键是，无论是老张还是小张，都似对日本人不太感冒，这是日本想努力拉低张氏势力的原因之一。没有了钱，张作霖的一切美梦都无法成行。
对日本人的仇恨，隐藏在众多的奉天军政高层心中，特别是张作霖、张汉卿，屡受日本人的掣肘却又无法以牙还牙。现在有这个好机会，张汉卿当然当仁不让地提出。
刘尚清极表赞同，少帅的“非常手段”的含义他是明了的。他深信只要枪毙了这几个带头的始作俑者，至少奉天明面上不会再有堂而皇之的带头者，给跟风者的影响一定是巨大的。如果再把“一二大洋汇兑券”落到实处，奉天的金融危机一定可以消除，这恐怕也是少帅认为要“双管齐下”的意义所在吧？
他内心有说不出来的高兴，问王瑞之：“如何？”王瑞之毕竟是有名的法官，镇压不法钱商之事，如能从法理上解决自然是大妙不过的事。
王瑞之却说：“此事按理应该归法院审讯处理。”
刘尚清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法官拘守律条，程序繁琐恐涉宽纵，即使判以死刑，也不如肆诸市朝以儆效尤，莫如采取非常手段，压下挤兑风潮。”
张作霖很满意。解决了挤兑问题是最重要的事，至于枪毙几个日本走狗，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日本人阴魂不散，先是动兵，现在又掐他的钱袋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一拍桌子：“这几个人马上就逮捕，明天就在大西边处决，以儆效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