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农民的素质比之后来“***”时代人的积极性差之甚远，多年以来形成的农民的劣根性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吃大锅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张汉卿的本意可不是完全为了养活农民，作慈善不能改变中国孱弱的现状。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土地，赚取相当的报酬，作为刺激工业的基础。因此，要从中拿钱，而不是贴钱，才是现阶段的最重要目的。
仅仅一个“新民土改”已经够让奉天躁动的了，新民百姓为此能够吃饱饭，达到孙逸仙所描绘的“三皿煮义”中最简单的民生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年代已经够牛X的了，不需要再在这个上面玩大的，张汉卿的事情还多的很呢。
要知道从土改委员会行政处的信息，新民县摸底有约105万亩可开垦的耕地，简单按照十抽一的比例，按照一亩地每季200斤的收成，单单政|府即可获得两千万斤的粮食，就是考虑到每年只一季，按七成成色就有一千四百万斤纯粮。何况还有一些不止十抽一的较高税率呢。
历史上1920年前，大米平均每石6元，按178斤/石计算，合3.4分/斤，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年份差异，以4分/斤计算是比较合理的。换算成银元那可是相当于96万大洋的收入！根据新民县预估的秋粮收成结果，如果奉天每个县都按这样的做法，张作霖只怕睡梦中也能笑醒吧？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提法：资本主义在此一阶段远未达到《资本论》所宣称的腐朽甚至灭亡的时间，不但如此，后史上社会主义的中国还要在经过多少年的农业集体化后重新认识到这样做的弊端，然后重回包产到户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上来。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走弯路？为什么不把更先进的、被证明是激发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的“包产到户”拿出来用呢？
“包产到户”的政策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张汉卿所知的唯一的办法：试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上农民对此政策的拥护和产生出的对土地巨大的热情，用第二次解放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其实这样做的好处是巨大的：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热情被充分调起，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不但保证国家的，私人家庭还有大量赢余----付出越多，获益越多；当广大农民手有余粮后，政|府再适当地予以商业上的引导，经济上便可充分活跃并有机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于国于民是两利的。
也为了打消农民对于政策的朝令夕改的怀疑，新民地区政|府以颁布土地令的形式昭告全县，“包产到户”的土地承包期为20年，并且在合同到期后原承包人享有优先的承包权。
真的无法想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蕴含着多少未被使用的创造力！
农民们被压抑两千年的激情在新民地区得到彻底的渲泄。到1917年9月的一年后，新民地区在还掉第一年的土地收购利息后，实现政|府财政收入比上年度同期增加30%，同时粮食产量巨增五成以上。这一半是因为农民对于多劳多得的回应，对自己的土地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另一半也是因为清出了许多暗藏的土地，导致税收及产量的双增加。
“手有余粮，心中不慌”，终于可以喘口气的农民们在丰收后对于此项政策的拥护和对于政|府的感激，以及新民土改的经验给将信将疑的奉军高层，特别是张作霖、张作相、郭松龄等人以巨大的震憾。农民们衷心拥护土改制度，从而对咱们的小张县长有着说不清的膜拜心理----这是上天降下的不世人杰、少年英雄！
是他，救人民于水火，让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是他，让这个好日子有机会得以延续。
甚至于当张汉卿离开新民、走上更高职位后，新民百姓不约而同地给他行“脱靴”之礼，这是古代百姓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官们最好的褒扬。此外还有“万民伞”更是收了无数，此是后话。
更难得的是，困扰辽西各级政|府多年来无法肃清的匪患，基本上在当地绝迹了！
因为就连土匪们也知道，新民的百姓热爱政|府，他们在这里没有生存之所；新民的驻军是赫赫有名的卫队旅，他们剿匪很有一套。不久前还张牙舞爪的巴布扎布匪军，即使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也没能讨好，剩下的一千多活着的匪军在卫队旅的看押下义务地进行水利桥梁道路的建设，热火朝天的场景，期待着他们加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脑袋不被抽过，没有土匪不想离得远远的。
慕名而来的各地开明官员们也在听取新民的经验后纷纷要求奉天省政|府将此方法推广到各地。因此，当张汉卿提出要在全奉天推行“新民土改”和“包产到户”的经验时，得到奉系高层一致的赞同，以农业进步为先导的东北新政首先在奉天省拉开序幕。
作为对先行者和掌舵人张汉卿的扶持，在张作霖与张作相的力挺下，张汉卿一跃成为“奉天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主席；水涨船高，对张汉卿有绝大辅助力度的郭松龄、王以哲都荣升副主席；而妇女运动主任韩淑秀则成为兼任的秘书长。以此为标志，少帅系的人马开始登上了奉系政治舞台的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