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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虽然历时仅仅十二天，但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祺瑞的复出和直、奉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更将民国以来的两大法统（孙逸仙和袁世凯）统统彻底打翻。此次复辟之后，北洋集团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复辟后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的兵戎相见，使得自民国成立以来的“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争执最终付诸武力。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皿煮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的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
对张汉卿有利的是，在他的一连串动作下，东北政局比正史上更快地倒向张作霖。现在的张作霖，俨然作为整个东北的代表，一个独|立于其它政治群体之外的奉系，呼之欲出了。
因张勋复辟而号召护法，广东省长朱庆澜邀孙逸仙赴粤，程璧光海军独|立，载孙、唐绍仪、汪兆铭、伍廷芳等人南下广州。抵达广州之时，段祺瑞正“再造共和”，拒绝恢复被张勋废止的1913年选出的国会。这样一来，国民党员居多的国会就彻底歇了菜了。所以孙逸仙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军事征南方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迷梦，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因为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祺瑞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就是这一期间铸成的。
此时的中国民间，对于日本的恐惧和敌视是并列的，从对二十一条的反应可知。段总理深知自己的声望和当初的袁大总统还是有点差距----至少在袁总统手里北洋派还没分解成直、奉、皖等。连袁大总统都不敢做的事，要是自己堂而皇之的向日本借款，而答应了一些见不上台面的条件，直接就坐实了卖国的指控。
既然需要大义的幌子，重拾当初加入一战的大义就是个很好的幌子。
数年前的1914年7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参加哪一方作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中国一开始选择了置身事外。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中国保持中立是很自然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一是战争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无论德奥还是英法，都无所谓人道、公理，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中国没有必要为列强效力，况且参战对中国并无直接的好处。二是中国力量弱小，没力量加入任何一方作战，也没有力量制止任何一方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三是畏惧与西方列强的战争。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一次次挫折，一次次丧权辱国，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无论参战还是中立，都需要能力。中国既然没有力量参与作战，那么通过中立维护自身的利益怎么样呢？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想置身事外只是一厢情愿。
欧战双方虽然在中国都有少量兵力，但由于中国远离欧洲战场，对战争胜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限制战区得到了交战双方的赞同。按理说，欧战双方既有此意愿，远东战事似乎可以消弭。然而，中国限制战区的希望却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此时，列强卷入欧洲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巴不得战火早日烧到亚洲，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借口对德宣战，日本内阁通过了参战决定。在中国宣布中立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舰队便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准备趁火打劫。当年9月2日，日军在远离胶州湾的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这是日本国继日俄战争后，第二次与别国的战争选择在中国的地盘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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