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深知治天下不能靠武人的张作霖，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已经建立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军事上，张作相、孙烈臣、张汉卿、吴俊升四驾马车各有千秋，形成拱卫之势；在政治上，军政分离使得文官的作用基本上全掌握在一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削弱武将割据的土壤，达到张汉卿所推崇的“以文治武”的境界。
后世美国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力量，但美国民选的总统和国防部长能够牢牢地控制住这庞然大物，其制度有非常可取之处。这个制度，在后世所谓的“皿煮”国家多有参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国家的稳定，这个制度被称之为“任务式命令法”。
所谓“任务式命令法”，其核心思想便是界定文武官员的权限。文官决定“打不打仗、为什么打仗？”而武官则在战术层面指导“如何打仗”。无论如何，发动战争的权力不能由军人来决定，这是军人血性的思维决定的，历史已经证明它的弊端。
像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却是屡屡由一小拨下级军官“自发”地“下克上”酿成无可挽回之局，虽然不能因此抹去那位天皇和当时日本政|府的责任，但出现这个么怪胎，可是当时谁都想不到的。
而后世一些国家屡屡发动政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军方的权力过于强大，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链。不健全的政治制度下，民选的文官自然不是手握重兵的武将的对手。
所以无论张汉卿搞军政分离还是军警分离，都是为了割裂军队与地方的利益瓜葛。军官的任务就是平时练兵，战时服从政治需要，而不能越俎代苞，凌驾于政治决策之上。
这就可以理解张作霖努力抬升文治派领袖王永江在奉系的地位的目的了。作为东北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兼奉天省长，王永江俨然是张作霖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其实质地位在奉系内部远超过孙烈臣等人，尽管孙是张的铁杆助手。
除了王永江，像刘尚清、张惠霖、王树翰等文治派都获得老张的信赖和重用。基本上，老张把赖以生存的行政财政大权都交给他们。
而且在平时，老张也着意交结文人，像曾任吉林督军署顾问、吉林省参议院院长，现任北京参议中、大总统顾问的刘哲，都能够以一介文人秀士与绿林出身的草头王张作霖结交，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
张汉卿从北京、从上海网罗人才，张作霖也不让他专美于前，他的用人眼光已经不单单在东北。像人誉“江北才子”的潘复，就已在他的盛情邀请下自鲁赴奉。
潘复籍贯山东，在当时是一时人杰。民国初期他在江苏都督程德全府下任职。程因军饷多次上书未批，后交潘复专理此事。他在书上改动18个字，呈报上去，饷钱当即拨下。此事轰动一时，成就他“江北才子”的美誉。
由于他和山东都督周自齐关系密切，不久后，他便被调回山东任劝业道道尹，旋改山东实业司司长。不仅倡导办工业，还鼓励发展加工业和农业、水产业等，并提出创优等产品，与国内外竞争的建议。同年11月，潘复改任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总办，兼办山东水利，筹办处驻济宁。1916年，潘复调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
他不但在官场经历多个领域，还合资成立了济南鲁丰纱厂、济宁济丰面粉厂、济宁电灯公司等一批企业，可以说是能吏实干家。东北新政，特别需要这样在工商领域和行政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张作霖抛去橄榄枝，聘请他出任东北实业委员会主任兼奉天实业厅长一职，主抓工业建设。
作为张作霖军事集团中的一极，张汉卿是唯一能够在政治上插手东北事务的人员。其实他在行政事务上不单单是插手那么简单，实质上已经主导了东北建设的方方面面。
这使他的权力大增，但也引起了一些妒忌，更牵扯了他大部分精力。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他需要腾出时间来绸缪他的下一步大计，因此，更有效地保持现有的实力成为他的当务之急。尽管此时他的手下人才济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尽管党务、政治、军事、经济都有主力干将分头负责，张汉卿还是认为有必要正式确立起自己的班底，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以此在奉系内部确立地位。
于是经张作霖同意，和手下诸将领谋士作出深刻探讨后，张汉卿决定成立“少帅办公室”以统筹党军政关系。这个办公室暂设两室两处四位主任，作为他遥领人民党、党的军队的权力通道。
一室为侍卫室，由谭海、姜化南分领内、外两卫，谭海为主任；二室为副官室，由朱光沐兼主任；一处为军事、情报机关，由林蔚、高纪毅各自分担，林蔚为主任；二处为党政人事机关，由陈布雷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