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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冯玉祥听到人民军要免除他的本兼各职时,他本能地准备武力抗拒。
6万人的部队已经成建制编成,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不过慑于奉系强大的武力,他决定联络阎锡山结成联盟,辅以桂系、川系等外围力量,这样不但势头显得很猛,危急时刻还可以有条退路。
阎锡山也早有此心。随着奉系渐渐坐稳了江山,晋省的一些不安稳分子或明或暗地向中央输诚,其手下的一些将领也渐有离心倾向。这样,要不了多久,不用奉军讨伐,他自己都会人马散掉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趁现在四方未平的时候振臂一挥,或可搏得一条生路。
但是阎的行为却不被他的文武辅佐所赞同。阎锡山一生的重要谋士,总参议、山西国民师范校长赵戴文和手下第一员虎将商震都极力反对。
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作为校长的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先生”。
有句话谈到赵戴文的“建树”时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
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不愿意阎锡山“称乱”犯上,更不愿意战火弥漫,父老生灵涂炭。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消弭战患。
张汉卿轮番发动攻势,表明对冯玉祥不下台就开战的决心,并劝说赵戴文以他的影响,正告阎锡山,不要受人挑拨,破坏国家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也不要做以卵击石的无谓努力。
是故,在代表阎锡山入北京协商国事期间,赵戴文不厌其烦,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从元月起,赵戴文由北京电报阎锡山,对其“偕冯出洋”表示赞同:月中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剖析时局,晓以利害,阎锡山犹豫未定。
冯玉祥又派薛笃弼见赵,陈述联晋、桂倒奉意见。赵戴文一听之下,怒气勃发,由坐椅上站起来,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猛掷于地,大声吵着说:‘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伯川哩。’在屋内走来走去,怒气不息。
赵戴文在北京日夜焦虑,夜不能寐,多次谈话表示:“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黄河。”北京各报大字刊登。随即,赵戴文携张作霖的亲笔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一见面,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说:“次陇,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没等阎锡山说完,他就接上话茬说:“张作霖取直平皖,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都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直系、皖系,力量这么大,不都被连根拨除了?论实力,山西比得上吴佩孚?”
说话间,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打你的头!”慑于他的威望,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贾、薛退出后,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
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深知奉系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遇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败吗?你太原的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
山西好不容易置身于各派势力之外,你这一联手,输了自然精光,无葬身之地;赢了也只会是遭遇旷日持久的战乱。晋军就这么点家底,你还想打到北京做皇帝吗?由着我们占,两省而已。这风险与投入不相称啊!
还有冯玉祥,那是著名的‘倒戈将军’。他本是直系人,阎相文之死,他脱不了关系;王占元之败,他居功至伟;吴佩孚之败,更是他一手导致的。与这样的人谋皮,我担心你会吃大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你卖了。
冯玉祥这个事,是他咎由自取,连孙先生和其它的国民军都不愿意为他撑腰,你以为这是为什么?不占个理字啊!私通苏联,这是卖国!我赵戴文一生虽然不做出什么成就来,却不想临了临了栽跟头,我也不想你栽这个跟头!”
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你被张作霖收买了。”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掩泪而去。
武将方面反对声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