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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巨流河事件”之后，痛定思痛，张汉卿认真地总结了教训。
他和韩麟春、蒋百里、姜登选等人深刻地探讨了如何有效地掌握及约束部队的思想动态，认为目前部队扩张太快了，老奉系和人民军系没能够有机地融合，令出多头，各系降兵整改工作尚未能大张旗鼓动展开；一些官兵素质良莠不齐，山大王思想严重。
不把人民党、人民军内这些不和谐音符清除，迟早有一天还会出大事。最终达成一个结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亟待加强。
的确如此。当今世界，各国军事家普遍认为，战争是有形战力和无形战力的综合较量。
所谓有形战力，由武器装备和战场设施构成——依靠科技强军来实现；无形战力，由参战人员的思想、意志构成——依靠政治作战来实现。因此，政治作战历来在战争中，都有其特殊的位置，其地位与作用也十分重要。
长期以来，人民军依照张汉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物力、七分精神”的原则，一向重视政治作战，不仅将其作为平时的经常性工作，而且将其列为各项作战计划的重要内容。
例如在著名的“中卫改编”计划中就制定有专门的政治部，并设计了其在政令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在创建武汉军校时也将政治工作作为重要一环，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政工制度；在统一国家后也建立了独立的总政治部，并安排人民党内元老姜登选任总政治部主任，其职级与总参谋长平级等。
就是在各级党组织里设置政法委书记职务，明确地方党委对地方军队、武警的双重控制权等方法，都是对政工制度的一种摸索和实践。
这次兵变的一个教训就是军中主官的权限过大，政治部将如何限制理论上是自己上司的司令？根据政工制度，人民军调动制度，事关军队的调动，除非军事主官签发和政治部主任附署方才有效，而参谋部则根据两人的签字发出调令，事后仍需将调令交政治部存档。
而接收军令的单位也需有军事主官签署、政治部主任的副署才可以下达部队，否则这将是极大的政治错误，下属军队不但有权拒绝，还可当场以叛国罪直接把他们拉下马；就是在事后，也免不了上军事法庭的命运。
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除非所有主官都一齐叛变，否则即使任何一环有问题，军队都不会乱。
如果政治部主官拒绝副署怎么办？召开党委会讨论！
在紧急状况下，以师级为例，师长、副师长、师政治部主任、师参谋长、师后勤部长是五位法定的党委委员，以多数表决的方式，决定最终结论。但这个结论是要承担政治后果的，将会在事后追究做这个紧急结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军队里展开政治工作本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到张汉卿穿越前为止，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均极为重视政战制度的作用。像台湾军队的政战系统因其机构庞大、组织严密、任务明确、制度严格，素以“第四军种”著称即可见一般。
但是由于老奉军部队的许多旧式军官视军队为私物，唯恐大权旁落，无不极尽其能阻止少帅插手改变其军队，对张汉卿屡次提出的政治整编阳奉阴违。
张汉卿对人民军一系那是自成军之日起即牢牢控制在手心，但对张作霖用老了的老将们却无可奈何。张作霖面对少帅牢骚，虽然有心处置，但因为连年征战，国内国际对奉系形势大好，不敢在这当口激起兵变，影响大局，因此勉强维持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
但是当这些军官威胁到张作霖的执政基础或者少帅的生命时，这是践踏了老帅张作霖的底线，绝对是容忍不得。因此当政变结束的第二天，张汉卿重谈旧事时，张作霖二话不说，即刻发布命令：以人民军为蓝本，所有奉系军队全面整编；所有不服从、消极对待的军官将被强制退役或调职！
有张作霖在，很多守旧的老奉系的将领们多年来一直间接（直接抵制的没有了，汤玉麟就是下场）抵制政治部的工作，导致很多单位光有政治部的架子却始终摸不到权力的门。有鉴于此，张作霖决定让出权柄更重的军委|主席职务于张汉卿。
这样，和张汉卿“交情”不大的老奉系军官可能对他所推出的这个决定不得不予以重视，也让自己好做。而且以他的能力、和在新派军官中无可争议的地位，控制军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这次事变中，张汉卿高超的政治手腕又一次得到施展：用比人情更重要的叛变来顺势在军中开展清洗，让人不敢反抗他的政工制度；借吴俊升之手使人民党以比较不“皿煮”的方式控制了国会，还让人说不得他。
但是张汉卿不同意他的“让贤”，反而开玩笑地说自己这个“官|二代”做得挺好，他可不想现在就站在第一线。父子俩开心的交谈更拉进了两人之间关于政治权力这个敏感的话题，尽管它曾令无数掌权者和接班人反目成仇、父子相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