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也被乔宇纳入了这次发展计划之中，武昌，长沙等地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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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也都变成了繁忙的工地，乔宇推行的新一轮围绕土地为核心的改革已经开始，从经济最发达的东川开始，陆陆续续各地都开始赎买地主土地的行动，这种触及中国几千年来根本的改革行动，从一开始就变得备受关注。
东川，尤其是重庆附近地区的改革非但没有收到任何的阻力，地主和农民还都十分欢迎，地主看起来风光，其实多数小地主也要自己下田干活，而且他们可能比起佃农还卖力气，想要靠着土地致富还是太困难了，远没有工商业来的容易，早就有不少心思灵活的地主将土地卖出去，换得了资本之后去开工厂，这些人都借着一战的东风发了一笔财，比起原来的日子风光太多了，也轻松太多了。
现在开始的赎买，等于是是给所有的地主进军工商的机会，稍微有些雄心的人就接受了，开始了从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变，当然还有更多的地主选择继续经营土地，他们的见识比起农民还是要强了不少，几乎都成了农庄大股东，体制转变之后，这些人也被迫想尽办法带领自己的农庄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战期间四川的城市化进程飞快，城市的人口膨胀了三倍以上，人口增多之后，需要的粮食，各种农副产品就增多了，因此转型之后的农场多数都开始搞养殖，种植果树，蔬菜，还继续种植粮食的农庄则转变为给搞养殖农庄提供饲料的位置，在赎买过程之中其实就是资本从政府向农民和地主的一个流转过程，各种农庄发展起来之后，相应的农产品加工销售需要人的人手就增加起来，各种小型工厂在增加，个体户也在疯狂增加。
这种转变又促使更多的人口转移到城市之中，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农庄由于人口流向城市之后就不得不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此他们不得不转而采购更多的农业机械，靠着机械的力量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并且农副产业的发展，农民手中终于能够见到钱了，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原本西南产能过剩的问题也随之缓解。
一种新的产业关系在东川大地之上孕育，古老的中国也在进行着快速的蜕变，虽然中国正在孕育庞大的力量，这毕竟需要时间来完成这次进化，在国际上中国还是没有多少地位可言。
顾维钧此时正在巴黎和会之上同列强的代表展开激辩，李宗吾也代表西南参加了和会，巴黎和会从召开之日起就注定了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美，英，法，日，意五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共计十人组成了十人会议，拥有决定性大权，对于这个十人会议中国代表当即提出了反对意见，中国对协约国的贡献绝对在日本和意大利之上，几乎能够和美国比肩。
日本除了青岛战役之外，就没有太多的行动了，虽然也派遣了海军和劳工，但是远远比不了中国的规模，而意大利除了卖萌就没有别的作用了，他们两国能够挤进最高会议之中，而不让中国参加拥有最高权力的会议怎么都有些说不过去。
陆征祥，顾维钧当即要求在十人会议之中至少要给中国一个名额，英法也知道他们这么做有些亏心，但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给中国机会，因此就怂恿日本出面，横加干涉，不能够挤进最高会议，在分派全权代表的时候中国也吃了亏，五大国各有五个名额，中国与巴西，塞尔维亚以及比利时屈居第二等，只有三个名额，其实真正的历史上中国连第二等都没有混到，成了第三等，与新生的波兰一样，只拥有两个名额。
巴黎和会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弱国无外交，此时顾维钧正在就列强在华特权问题以及青岛问题进行辩论。
“在这场波及整个世界的悲惨战争之中，中国一共先后有一百四十万劳工远渡重洋，来到欧洲，为协约国工作，一共有七千三百二十名华工死于空袭，疾病；中国提供的军队数量超过了十五万，牺牲了三万四千六百三十五名战士，同时中国还为协约国提供了一千万吨的各种物资，这还不算给俄国的那一部分，中国为协约国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可以说中国为了国际正义，不顾自身的困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到了分派战争成果的时候，协约国还不放弃在中国的特权，继续骑在中国人的头上，如此行事怎么能够宣示国际正义，怎么能够告慰那些为协约国付出血汗的中国人！”
顾维钧列举的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协约国方面也只能低头不语，但是没有任何人赞同中国代表的发言，顾维钧声音越来越高，“德国作为战败国，战前侵占的中国土地自然应该归还，胶州湾理应属于中国，而不能够毫无道理的交给日本方面，山东是中国的圣人孔子的故乡，就如同耶路撒冷是西方圣人耶稣的故乡一般，中国绝对不能失去山东，就犹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