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奸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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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明继续说道：“陛下，忠奸不是用人的唯一标准，到了明年，有很多人无奈投贼啊。

比如武将中的唐通，他身为密云总兵，陛下下令勤王，他二话不说前来勤王，陛下亲自召见，赐蟒袍，但府库无钱，只能赏银两千两，就这，还被文官贪污，到手不过百两，如何犒军，军心如何稳定？

最终，在居庸关一战中，监军杜之秩趁他在外作战而降，最终无奈投降。

还有河南总兵陈永福，三次守开封，射瞎李自成一只眼，后来开封失守，跟随孙传庭镇守陕西，后来孙传庭大败，命其断后，后军溃败，无奈只能投降。

还有漕运总督朱大典，此人实话说，算不得一个清官，贪污受贿未曾断过，但

隆武二年（1646）三月，满人攻克浙东，兵临浙西，阮大铖驰书招降，大典裂书并杀招抚使，与部将固守金华。满军围攻城两旬，后阮大铖知西门新筑土未坚，以炮专攻其处，城崩。大典家中妇女先投井自殉，自己携火绳与子孙、宾客聚于火药库中引爆殉国。城陷后，满兵屠城三日，死者不可胜数。

这样的人，忠奸如何评价？

还有陈奇瑜，此人有才，把起义军被困车厢峡，李自成、张献忠等首领都在里边。车厢峡四面山石陡峭，中间长达四十里，易进难出。义军误入险地，山上的居民扔下石头打击他们，有的扔下火把，山口垒起了石寨，切断了他们的通路。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弓箭都丢失了，衣甲全部浸透，人数日没有一顿饭，马没有草吃，死去的人数超过了一半。这个时候只要官军逼上去，可以全部歼灭他们。义军首领们看到形势逼迫，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决定采取伪降手段。他们下令把军中劫掠、缴获所得金银财物集中起来，派人入陈奇瑜营中，用重金宝物贿赂了陈奇瑜以及各位官员。

朝廷官军本就贪生怕死，不敢同义军打硬仗，得了贿赂以后更加极力主张招抚。陈奇瑜也认为义军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真投降，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大功告成，因此决策招抚。他向朝廷报告之后，得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经崇祯皇帝亲自批准，是年6月，陈奇瑜代表朝廷达成了招安协议：由陈奇瑜按起义军士兵数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加以监视，负责遣返原籍安置；所过府县由当地政府供应粮草；同时檄止官军进兵，以免发生冲突。当时义军开报的受抚人数有四万多名，其中包含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一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各部义军并非真正投降，于是整旅出栈道，与陈奇瑜部官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义军之无衣甲者皆整，无弓矢者皆砺，数日不食者皆得饱腹。义军将士用这种办法巧妙地渡过了难关。就在一天夜间，义军尽数绑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绑缚之后而丢之路旁，安抚官死者五十余人。起义军继而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开始纵横而不可制。陈奇瑜这时才如梦初醒，自知闯下了大祸。

陈奇瑜后悔自己失策，就把罪名推到别人身上以求卸责。起义军刚刚反叛时来到凤翔，哄骗驻军打开城门，守城的士兵知道他们是在诈骗，就骗说用绳索拉他们上去，杀死了先上去的三十六个人，其余的义军一哄而走了。他们进犯宝鸡，也被知县李嘉彦挫败。陈奇瑜就弹劾李嘉彦及凤翔乡官孙鹏等杀降激变，破坏了招安的事局，抚按官也对招安怀有二心，陛下不了解实际情况，又因这次招抚是自己批准的，看到陈奇瑜的奏疏后十分恼怒，严厉批评了抚按官，逮捕了李嘉彦、孙鹏，及士绅、百姓五十多人。

后来，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旋即又败于清军，退出京畿西撤，在山西一带布防。6月，大顺政权命令把山西、河南等地的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

山西巡按也奉命把全晋之缙绅，“其未死与潜匿者，票催尽解西安”。陈奇瑜便被李自成部将郝安才所执拿到府谷，将要被押往咸阳，陈奇瑜的妾室张耐也在此次事件中服毒自尽。而在此时，已经投降大顺政权的原明朝总兵唐通也同李过部一起，退到陕西府谷地区。唐通曾是陈奇瑜的老部下，于是陈奇瑜便与请求唐通而得以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