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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在濠州的势力和影响力，对他们的暗中活动失察，又没有对初露端倪的动乱缺乏警惕性，导致谣言一起，形势顷刻失控。
此外张颂由于错估了形势，以为凭州军可以控制住局势。而濠州州军刚刚组建，其骨干不过是池州州军的一个团，不仅战斗力弱，且兵力不足，他又没有及时上报请调援军，错过了控制局势的最佳时机，加上有人暗中捣鬼，传播谣言，煽动民乱，最终导致形势失控，引发大批百姓逃亡。
田琦分析尽管其它州县没有出现逃民潮，那只是因为蒙元残留势力较弱，但并非完全屈服，只要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如濠州一样引发动乱。所以他以为不应该只以怀柔手段对待，而是要同时铲除蒙元残余势力，严厉打击反抗势力，施恩于那些出身底层的军户和底层的下头户为我所用，分化瓦解亲蒙元势力，从而得到久治、久安……
田琦这份报告让赵昺很有些触动，看来自己搬用初入江南时的策略是个失误，自己虽然对两淮的民情和政情有所考虑，但是仍有不足；另外就是以为自己心存仁心，善待百姓就能够获得支持，却忽略了那些留在两淮地区蒙元旧民及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没有想到那些旧势力的顺从不过是迫于宋军强大的军事压迫，且自己又满足于前时的一片‘形势大好’，导致动乱隐患被隐藏下来。可是当大军前移，后方兵力不足的时候，那些人觉得有机可乘就蠢蠢欲动了，正可谓蛮夷亡我之心依然不死。
而此次濠州事件的爆发，对赵昺来说也无异于提了个醒儿，让他意识到一味的实施怀柔政策是有问题的。这让他想起明朝曾经犯下的错误，彼时朱元璋开国后，自洪武以来，满人蒙古人等关外民族由于其生活苦寒开始南下，与新建立的汉民族政权接触，在对于这些民族的政策态度上，大明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式、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宽厚仁和，接纳安置了他们。
大明对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游牧民族除了一些被留在辽东，编入辽东都司所属卫所之外，大部分安置在北京或南京。大明除了安置其驻地，还供给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赏赐，如“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来归，赐绮、帛衣、钞有差。”、永乐六年三月已未：“喜乐温河、钦真河等卫女直野人千户喜省哥等来朝，自陈愿居京师，赐袭衣、彩币、牛、羊、薪、米、居宅。”等等。
类似的记载在史料中是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赵昺当年透过屏幕都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络绎不绝、衣衫褴褛、一脸渴望的归附者蜂拥进入大明的盛况。大明政府是以她宽广仁爱慷慨的胸襟，对待前来归附的人。南下归附的少数民族，大明政府不仅给予极其优待安置，而且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度，让其自由来去。
明成祖下诏曰：东北诸胡来朝者多，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汉人无政府文书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鞑靼出境却是自由往来，都不会受到监管，其自由度之大，殷殷关怀之情，即便是在现在社会，也是不多见的。
南下归附的定居者当然也要承担军人的守土之责，然而与同为军人的汉军相比，是一人服役，其余兄弟子侄都可免除赋役，鞑军的处境还更好一些，不当差、不纳粮，也不委任以事。而作为大明国人的汉军是无役不从的。“不差不粮”，即便当今堪称福利社会的欧洲，也是不可能与大明政府相比的。也就是说，女真人在大明是享受的超国民待遇。
另外，明政府为了解决南下归附者的日常所需，避免天灾损失，还先后在辽东、抚顺设马市，便于其交易。可能还觉得不够，又在开原、广宁、设一关一市，以待朵颜、泰宁两卫；开原设三关三市，以待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及福余卫人；抚顺设一关一市，以待建州女真人。
可以说明朝政府对这些异族归附者太好，赵昺都觉的自己优抚政策与之相比也是差的太远，可是历史上大明朝的一片好心换来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