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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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
但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
因此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而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后，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笺注，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讲明义理，认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本源于理，正心、诚意、修身为为学之本，必须以《易》为宗，以《大学》、《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构建起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框架。
南宋书院的勃兴，为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随着理学体系的成熟，也就步入传播阶段，以便广泛扩大理学的影响。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而南宋的理学，形成不同的学派。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而每所书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
讲学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也是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志，南宋书院的讲学有许多新发展。讲学人可慕名聘请，或书院主持人自讲，还可临时请名人讲演。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论辩。理学大师亲自复修书院或新创书院，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北宋的著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南宋的著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以扩大影响，又促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而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
赵昺认为士人阶层上书言事，关心时事，有一定的进步和积极意义，但是也并非如想象般的那样完美。因为其中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
他心中此时也有了些谱，当前的祸根，其实与高宗皇帝不无关系。其在内外交困之下，为了减少麻烦和省钱，对兴办官学采取消极态度，对太学生采用高压管制政策，鼓励民间兴办书院。当时也许是无奈之举，但是在赵昺看来其实是玩脱了，放弃了占领舆论阵地，任由各种学说百花齐放，使得主流思想上产生了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