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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或者说是夏天，之所以问阿巴泰关于破六韩孔雀是不是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是因为上辈子研究北魏历史时，他对所谓的“六镇起义”定义始终存疑。疑问之处在于，六镇起义究竟是必然结果中的偶然因素导致，还是蓄谋已久的民族分裂，抑或是底层庶民对精英阶层无良统治的反抗？
一千五百年来，无数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给出的答案不知凡几，但有绝对说服力的并不多。各种角度，各种政治站位，甚至各种图谋不轨的解读皆而有之，夏天并没有被某一观点彻底说服，由此有了自己的粗浅思考。今天他问阿巴泰这句话，就是要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一直怀疑六镇起义当中，破六韩拔陵的所谓起义是有预谋的民族分裂行径，匈奴复国主义的产物。无非是假借了“反抗压迫”的躯壳，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呢？
弄明白这件事对别人无所谓，但对他高欢很重要。这涉及到他在即将前进的道路上，引导追随者往哪个方向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细察！
苏东坡游庐山时有过一首《题西林壁》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的绝妙之处不在于辞藻华丽，而在于诗中所蕴含的高瞻远瞩的哲学奥义。不仅有点和面，偏和全等方法论的问题，还有角度和主客观等立场问题。简单的从文学欣赏角度看待这首诗的价值，那就拉低诗的档次了。如果读者诸君也善于瞎琢磨，请你站在儒、释、道、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等诸学科理解这首诗，没有说不通的地方。当然，别把苏胖子想的那么伟大。估计他题诗时没有想那么多，却随手写出了神的意境。或许那一刻的他，就是神思泉涌。
由此引申再看待起义和暴乱，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统治者眼里是暴乱，反抗者眼里就是起义。决定这个定义的因素不在于定义本身，而在于给出定义者的立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当然，最终会上升到哲学，或者说是世界观问题。比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哪个更好？
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这两种意识形态已经划分成完全对立的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纠缠了一百多年，再一次在一场世界级的“瘟疫流行”当中展开对决。
难道就没有第三个角度和立场？
上辈子的老宅男夏天，闲暇时尽干些“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心的事”。其中就包括站在一个“人”的角度去追寻六镇起义者们的心理轨迹。起因是他发现北魏的历史记载相当混乱，感觉某些历史典籍不见得百分百靠谱。因此而产生兴趣，顺便研读了妇孺皆知的“大泽乡起义”，也即陈胜吴广起义。
起义的诱因很简单：公元前209年，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的地方官派了两个军官，押着九百名民夫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去防守。七月，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他们估计已经误了到达渔阳规定的期限。
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大秦律的规定是要杀头的。为了不被无端砍头，求生的本能促使陈胜、吴广决定反抗。于是两人商量说：“如今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大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国事而死好不好？”
陈胜说：“天下受秦王朝统治之苦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皇帝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应该他来继位，应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屡次规劝始皇帝的缘故，始皇帝派他领兵在外地驻守。如今有人听说他并没有什么罪，却被二世皇帝杀害了。老百姓都听说他很贤德，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原是楚国的将军，多次立功，爱护士兵，楚国人都很爱戴他。有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有的人以为他逃亡在外躲藏了起来。现在假使我们冒用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向天下人民发出起义的号召，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吴广认为很对。
请注意，陈胜吴广为了活命找到了合适的起义理由。
请注意，究竟是大秦律严苛，还是执法者死板？还是执法者的死板本身就是秦律的要求？即法律容不得变通！
请注意，六国刚刚统一，想回到分离状态的人占统一后的大秦帝国人口当中的大多数。除了老秦人自己喜欢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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