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管所的门卫挺着大肚子，仿佛一只待产的母牛。长得这么胖可他的行动到时十分敏捷，纳纳点头哈腰地问他：
“先生，要把中国驾照换成加纳驾照，怎样办理？”门卫翻着白眼瞟了纳纳，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奉告。
阿龙掏出一根烟递给门卫，门卫眼睛为之一亮，才悠悠地说道：“先生，你先将中国驾照翻译成英文才行。附近的法兰西联盟就有人专门做翻译。”我们撇下门卫，直接上车就走。炎炎烈日下，在没有空调的破车里，我们开了二十分钟的车程才到达门卫所说的法兰西联盟所在地，进门一问，居然只有英法互译，不提供中文翻译。不过热情的工作人员在纸头上写下了可以翻译中文的外语学院地址。
我们按图索骥，驱车到达一个类似学校的地方，问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这边没有中文翻译，根本没有翻译的业务。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再次回到使馆。此时已过十二点，黑门卫紧闭大门，右手直指值班室墙上的钟表，示意已经下班了。我瞟了一眼使馆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周一周三办公，时间：上午8：30-12：00。
我心头的怒火升腾，恨不得砸了那牌子。特么的逼！跑了两趟，居然连个管事的中国人都没见到，连接电话的都是黑妹，搞个毛啊！可发火也没用，烈日当空，大门紧闭，我就是喊破喉咙也于事无补。
我们一行三人十分无助地回到车上，阿龙瘫坐位子上，抽着闷烟。纳纳仿佛一只被阉了的公鸡，有气无力地把着方向盘。车上的气氛显得异常沉闷。我木然地望着窗外，心情十分地复杂。使馆大门的院子里有个十多米高的旗杆，空气中没有一丝风，红色的旗子耷拉在旗杆上，旗杆的高度和高大的建筑极不相称。一周工作才两天，工作时间又那么短，怎么可能连使馆官员都见不到呢？
加纳是个民主国家，路边电线杆上随处可见各种议员候选人的头像在风雨中飘摇。显得十分简陋，十分寒酸，仿佛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政治生活。非洲人虽然很穷，但是他们手上有选票，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我们中国人虽然很富裕，但还是奴才，连开口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谈什么当家作主了。
车行驶在在加纳的公路上，时不时可以见到“你不给我通电通水我就不给你投票”这样的标语。表达着一种十分朴素的政治理想。加纳人游行示威早已家常便饭。狱警没能享受到涨工资的同等待遇，监狱立马关门，路边点燃几个轮胎，高歌呐喊也算是示威，在我们这些外国人看来，这简直实在开演唱会。
回到工地已是下午两点。蓝鸟和杨叔他们刚刚吃完午餐，也没顾得上歇息，热火朝天地干上了。我和阿龙跑到厨房，草草垫饥之后，再次拨打使馆电话，详细询问认证的手续，以免下次再白跑一趟。
还是那黑妹接的电话，她说办事员还没来，叫我待会儿再打。半小时后，我再次致电黑妹，她也不好意思了，笑着告诉我一个号码，叫我直接打过去问，可每次打通即被挂断。我在心里狠狠地把使馆人员的十八代祖宗逐个问候了一遍。
我用手机上网浏览使馆网页，看到上面有三个号码，刚才打的是最后一个。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拨打中间那个号码，总算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十分熟悉的女声，不是黑妹的声音，是我们正统的华人女中音，我心头激动不已。她总算听明白了我想要办的事。虽然她也不太了解认证业务，但是十分耐心地解答我的疑问，略略抚慰我十分沮丧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