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刑法志》上说“自魏晋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补兵。”
意思就是说，犯死罪或者重罪的，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必须沦为军籍，入军营服役。
女人自然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她们白天充当起了杂役，给士兵们洗衣做饭，为军队保障后勤，晚上陪酒侍寝，充当将士床上的泄欲工具。
战争的残酷和女人的温存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二者往往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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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唐制，因此也承接了唐代的营妓制度。
在唐代，官员玩弄、凌辱甚至杀害营妓都可能不算违法，最多罚点钱了事，但到了宋朝却变成了另一回事。
营妓要赚钱，自然就要卖身，而官员是有能力剥夺她们生命的权力的，因此宋朝制定了严格的律法，那就是官员不得嫖妓，按照宋朝当局者的意思就是只要这一层人不参与其中，那么营妓的生活就要好上很多。
王安石当政以后，为了对付政敌，采用最多的计俩就是扫黄，凡是入青楼不小心被王安石捉获的朝廷人员，那结果往往都是惨淡落幕。
向开封，妓馆已经如同寻常小吃铺一样，十分常见，可以说已经算是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当中，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一旦到了晚上，青楼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但由于宋朝对娼妓比较合乎情理的保护，因此宋朝的娼妓行业也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但到了宋朝，娼妓开始出现了等级划分，我们现在说妓女都是用的“妓”而在宋朝用的是“伎”。
宋朝有许多官办的青楼，这些青楼女子都是卖艺不卖身的，俗称青官人。
许多高级的妓子都是从小培养，琴棋书画样样要学，等到一定年龄出来工作时，便是个个能文词，善谈吐，妙应酬，进退有度，品貌俱佳。
同时她们中一些名声在外的或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在住处也往往是极为讲究；其起居为宽静房宇，三四厅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
这些青楼女子一般都是花魁级别的，她们接客，唱曲，陪酒，但唯独不卖身，因为她们的身若是按照现代的话来说，那就是都是留给榜一的。
而这里的榜一不单单要有钱而且还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比如柳永，虽然考场不得意，但是人家才华横溢啊，因此开封的花魁不乏以身相许，甚至还有重金相赠的。
比如名妓李师师就被乐师周邦彦的才华所吸引，虽然最后她被宋徽宗给拿下了，但不得不说，她达成了青楼女子的最高成就——攻略了皇帝。
再者说，比如被载入史册的女英雄梁红玉，她的父亲战败获罪，梁红玉受到牵连，沦为京口妓，但由于她精通翰墨，又生有神力，能挽强弓，每发必中，对平常少年子弟便多白眼相看，毫无娼家气息。
宋朝女子以娇小柔弱唯美，梁红玉这种女中豪杰自然不为寻常人所喜爱，但也有例外，比如童贯平定方腊后，班师回朝，行到京口，召营妓侑酒，梁红玉与诸妓入侍，就在席上认识了韩世忠。
韩世忠在众多将领大吹大擂的欢呼畅饮中，独自显得闷闷不乐，引起了梁红玉的注意；梁红玉那飒爽英姿，不落俗媚的神气也引起了韩世忠的注意，于是乎二人便看对了眼，最终成就了一番佳话。
在宋朝，入青楼并不是嫖妓，而是相当于欣赏精彩纷呈的歌舞演出而已，所以就是文人豪客的一种附庸风雅的社交活动而已。
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
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艺型的女性。
一般的妓女通常则是修习音乐或是舞蹈，在各种权贵，富豪家的宴会之中表演，或是在城中各个地方进行表演，用优美的丝竹之声，曼妙的舞姿，展示自我，吸引客人。对于那些希望与她们一度春宵的膏粱子弟，她们则会在散后，去往其家，共度春宵。
品质最差的妓女才是直接出卖色相，这些妓女并不在青楼，一般都是在“庵酒店”。
“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苏轼大名鼎鼎的大作，其实就是用来赞美随船的青楼女子的。
在宋朝，妓子不会一出门受到的就是人们的唾弃，她们生活的很好，她们被尊重，她们有自尊，她们还会被追捧夸耀，她们生活的很自由。
之所以能生活的这么自由，那就是因为大宋文化的包容和开放，给了这些命运悲舛的女子另一种别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