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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钱能通神。古往今来，无往不利。蓟国虽富庶，却藏富于民。蓟王不过百亩溪谷美田，横竖一里宫殿。产业若干，外加陵园。满打满算，资产亦远不足百亿大钱。
钱从何来？
“此事易耳。”荀攸言道：“九坂悬楼，即便一楼作价五百万钱，亦莫过二千悬楼，足以凑齐。”蓟王威信天下。眼看天下大乱，兵匪一家。能保身家性命，一世平安者，唯我蓟王。天下贵胄又不舍洛阳富贵荣华，迁入函园，二全齐美。
贾诩笑道：“如此，蓟国券钞，当大行天下。”
“计将安出？”田丰忙问。
“只需如此如此……”贾诩久居洛阳，掌管金水小市。殖货诸事，无人能及。唯二位国相，能与之比肩。
蓟国纸币，之所以唤作“券钞”。正因其兼具“券书”的契约性。换言之：券钞持有者，与蓟王刘备，签订券书。双方共同约定：此钞的价值，与等量角钱同。
由此可知。“券钞”并非“自身”价值几何，而是“约定”价值几何。
时下重诺轻死，无信不立。上至王侯，下到黎民，契约精神，深入髓里。史载：汉文帝四年，“（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夺侯，国除”。
即便是王侯，欠债超过一定期限，也受惩罚。甚是夺侯除国。足见事大。
券钞之所以迅速风靡丝路沿线。正因蓟王威信天下，一诺千金。与蓟王签订券书，自万无一失。
于是乎。当三公九卿，洛阳勋贵，还在为如何支付，争论不休时。“九坂悬楼，琉璃宝钞”，横空出世。面值千万蓟钱。正面与一般琉璃宝钞，别无二致。背面细则，却洋洋洒洒，约定凭此宝钞，可购得九坂悬楼豪宅一座。
前后皆加盖『蓟王之玺』。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三年注引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又有传国玉玺，合称“七玺”。
“传国玉玺”取材于“和氏璧”。乃奉始皇帝之命所镌，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且）昌”。
余下六玺，乃皇帝常用，俗称“天子六玺”。
《汉官旧仪》载有“六玺”之具体用法：皇帝行玺，凡封命（诸侯王及官员）用之；皇帝之玺，凡赐诸侯王书用之；皇帝信玺，凡发兵用之；天子行玺，征召大臣用之；天子之玺，策拜外国事务用之；天子信玺，事天地鬼神。
虽不比天子，然一枚鲜如赤阳的蓟王玺印，足矣。
蓟王罚铜百亿，洛阳人尽皆知。掐指一算，也不过千座九坂悬楼，而已。
先前还忧心蓟王势必拆东补西，入不敷出的各色人等。长吁短叹，咋舌不已。
蓟王之强，今日终得亲见。
十里九坂，究竟能造楼几何。当远超一千之数。
“楼钞”一出，便引一干人等，暗中询问。普通琉璃宝钞，又当如何？
贾诩答曰：自与“楼钞”等同。
众人纷纷醒悟。一枚千万面值的琉璃宝钞，便可换来一栋九坂悬楼。便有太皇董太后取琉璃宝钞给侄董承。如愿换来豪楼一座。虽还只是模型展示，然蓟国良工皆已标注好样式、尺寸、位置。断不会差之毫厘。
话说。蓟国营城术冠绝天下，蓟王威信海内。何必见疑。
洛阳贵胄，何其多也。有孟津大火，阿阁兵乱。此时不避入函园，更待何时。
“楼钞”竟被炒至数倍，仍一票难求。
首批百张“楼钞”，眨眼间被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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