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拿破仑军团的训练标准也强不到哪里去，法军平时每年也只进行6发实弹射击训练。普鲁士人更小气，一个团一年的实弹射击铅弹数量是4125发。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欧洲陆军，通常会在战前临时抱佛脚进行突击训练，把子弹训练量加大到数十发。
至于此时的日本军队，火器当然也有，但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技术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甚至还不如太阁时期。
要不然，发生在十六前的齐萨战争，也不至于让幕府大为震动。一个西南强藩，在齐国面前，竟然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从对方登陆鹿儿岛，到迫使萨摩藩投降，前后历时不到半个月，而且战损也是微乎其微。
齐国强大的炮舰，犀利的火器，一边倒的战局，都让旁观战事的幕府暗暗心惊。以至于，后来齐国再来江户交涉通商事宜时，幕府很快转变态度，非常干脆的同意了，并给予他们和明人、荷兰人同等的贸易条件。
当然，对于火器所表现出来的威力，幕府也只是稍稍“心惊”而已，倒不至于因此怕了齐国。因为，在他们看来，火器对战彷若弓箭，临阵不过三失。若是武士勇悍，付出些许伤亡，只要冲至近前，那最后还是要靠刀剑来解决彼此间的胜负。
说来可笑，幕府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主要是日本已经承平多年，距离最近的战争还是七十多年前发生的文禄庆长之役，再加上锁国日久，对于火器的应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熟悉了。
“哦，齐国仅有不到一万人的陆军。”当阿部忠秋听到沃德的话语后，表情稍稍有些放松。齐国之强，所凭不过是海上巨舰大炮而已。
如此，我日本倒也无须担心在本土之上遭到齐国的威胁。
阿部忠秋早在宽文六年便从老中退任，已不再视事，逐渐澹出幕府权力中心。但去年十月，他闻知，齐国鸿胪寺少卿率团访问日本，在觐见征夷大将军德川家纲时，提出要日本在现有的长崎港之外，再增加若干通商口岸，以便更好地促进日齐两国之间贸易。
对此，德川家纲直接予以当面拒绝，并表示“锁国令”乃是幕府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不容任何更改。另外，将军大人还对齐国暗中操纵的琉球、萨摩、长州和虾夷等几个方向的走私贸易，予以严厉申斥，要求齐国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未经幕府允许的贸易行为。
据说，在会商过程中，双方的态度都表现得非常激烈，氛围也是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为了维护将军的尊严和幕府的威信，德川家纲一度向齐国人发出威胁，声言会对上述“非正规贸易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届时，那些被幕府擒获的“非法贸易商人”，会被视同海盗，将被处以极刑。
幕府对齐国贸易的限制和走私行为的痛恨，盖因双方持续扩大的不对等贸易活动中，已使得日本白银外流速度骤然加快，远超二十多年前。
大量白银的输出给幕府铸造银币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而幕府铸币的困难对于国内的市场和经济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曾几何时，日本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产银国之一，石见、秋田、左渡等矿山出产的白银数量巨大。粗略估计，在16世纪至17世纪，日本所产白银就占了世界产量的20%，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人是坐在“金山银山”上的国家。
有了钱，自然是买买买。而在那个时期，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也很大，“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
据保守估计，从1600年到1647年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在7000万两到一亿两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流向大明。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7世纪50年代，日本国内银矿逐渐枯竭，白银存量也随之急剧减少，以至于影响到幕府对日本的统治和管理，这一点是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从17世纪中叶开始，幕府除了继续加大“锁国令”的执行外，还开始采取严格措施控制白银的外流，宽文十一年，幕府颁布了市法-商法，并于次年正式施行。
去年一月，幕府又规定了每年输入日本的外国商品的价值，即“中国商船4000贯目，齐国3000贯目，荷兰商船2000贯目，共计9000贯目白银。”
既然日本规定了进口总额，那么各国输入日本市场的商品数量自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些游离于幕府控制下的各种走私贸易，便成为德川幕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对齐国于外贸方面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也就成了德川家纲不得不做出的合理选择。
作为昔日辅政老中，阿部忠秋对齐国是有一定了解的。他非常担心，因为在贸易方面的争端，会激起这个海上强国的强烈反应，甚至很有可能会引起一场战争。
因而，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例行拜访幕府，通报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消息时，他特意将格勒内·沃德召到府上，询问有关齐国军事实力方面的情报。
“你们日本会跟齐国发生战争吗？”
就算是再政治白痴，沃德也明白对方这般打听齐国军事实力所隐含的意义。因而，在临走之前，他忍不住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阿部忠秋摇了摇头，“我们和齐国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一切将取决于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