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录取的进士太多，所以大宋朝的“冗官”问题就出现了，但不管是寄禄官还是职事官，大宋朝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比如当今赵官家政和年间，就下诏，以九品官阶为定，一品官有百顷土地可以免税，九品官则有十顷。
因此在大宋朝，国家朝廷财政收入，主要就面向着占据不到一半土地的自耕农，占据一半以上土地的官员、大地主阶层，也只需要缴少量的税务。
王伦在登州推行土地改革，就是对大地主阶层动刀，这一刀砍得有点儿狠，为了尽可能平息这一阶层的怨气，王伦除了靠杀人立威之外，还得寻求其他办法。
他的办法就是大量减免附加在土地和商业行为上的杂税，将多种杂税合并，前后减免了四十多种杂税。
由于登州已经不存在冗官、冗兵问题，王伦这么一计算，发现他改革后，登州的岁入，理论上竟然与改革前大致等同，这就意味着贪污、三冗问题，消耗了本该属于朝廷收入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这尼玛难怪北宋要崩盘啊，难怪范仲淹、王安石先后推行新政和变法，王伦当真是对大宋朝的观感，随着他了解的越多，就刷新的越快。
大宋朝的文人，往往爱以“耕读传家”而标榜，王伦对此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谓“耕”，就是大地主；所谓“读”，就是掌握了读书权，也就掌握了做官权。
从东汉时期，华夏就已经发展到了庄园经济，大宋朝也同样如此。就以被梁山打破的祝家庄为例，独龙冈上三庄联在一处，有自己的铁匠铺、酿酒坊、粮仓、庄内开设商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城寨，内部生产和贸易，几乎可以满足百姓大部分生活需要。
而大宋朝的文人官员大地主们，实际上就掌握了一个又一个祝家庄这样的庄园，通过佃租的雇佣关系，在占据的大量土地上，获得了大量的产出，又通过庄园内部的农业初级加工业、手工业，开始涉足商业贸易。
所以官员、大地主、大商人，就成了三位一体，也是每一个有实力的家族必然发展的方向，假设祝家庄、曾头市不曾得罪梁山，或许两三代人之后，他们也能发展到家族出了官员，摇身一变成为特权阶层。
所以王伦从大地主们身上割肉，再给他们减税，最大的受害者、受益者，都是一批人，而王伦通过市舶司，实际上也是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海贸当中去。
如果这些措施仍旧不能满足这一批人，那么王伦还有最多一个办法：提起刀子。
就在登州的诸多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中时，两浙路传来了一个坏消息：方腊丢弃了杭州城，向睦州逃去。
这个消息大大激励了被梁山占据州县的官员大地主阶层们，他们纷纷觉得，方腊很快就会被朝廷大军平定，朝廷下一步必然派大军前来平定梁山，那么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于是按耐不住的齐州士绅首先发难，仓促间聚了千余人，就要攻打历城县。驻守齐州的，是调回去的林冲，他一面领军镇压，一面向萧嘉穗和王伦分别送紧急书信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