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阮秉谦把庄老看成了大明的乡绅，不过好在，他还是发现了庄老和乡绅的不同。
乡绅之所以是乡绅，靠的是他的家世、地位、财富，而庄老则不然，想成为庄老，家世、地位、财富听起来都不管用，只有让庄民们信服，才能成功。
其实这就是基层选举制度，不过高务实也只会让这种选举制度存在于基层，因为这个年代的人没有什么信息来源，平时能打交道的其实就那么很小一个范围内的人，选个村长他们或许还可以分辨得出谁好谁坏，毕竟天天见面。
但假设，让他们选个县令，他们连候选人都未必全认识，那选个什么劲？还不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不管好坏选个同乡就是了——毕竟大伙儿都知道，哪怕是当官的人，对自己乡梓也总比对外人要好得多。
这样的话，选举就成了拼家乡的人口，那就毫无意义了。所以，高务实搞出来的这个基层选举，他只会让其停留在基层——也就是村啊庄啊这个层面。
“有这三条就够了。”高务实道：“其实，只要没有权贵阶层在中间层层截留，交两份税也根本不多……现在安南都统司也是按照大明的田赋来征收了，而大明田赋极低，太祖时每亩交个两到四斗不等，现在更是降低到了一斗稍多，已经低得几近于无啦。”
斗，是一个体积单位，不同的稻米，在重量上会有出入，但大致应该都在后世的12-15斤左右，一亩地交15斤的赋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最低点，任谁都不应该说高了。
阮秉谦想了想，又问道：“那么，京华收多少呢？”
高务实淡淡地道：“京华一亩地收十斗。”
阮秉谦顿时大吃一惊：“怎会这么高？”
高务实笑容中露出淡淡地不屑：“苏州一带的水田，水稻亩产在六百五十斤左右，而安南水力充裕、土地肥沃，日照更甚于苏州，亩产不会低于此数——倘若低了，那说明田地照料得不好。京华收十斗，都统司收一斗，也不过十一斗，最多不过一百六十五斤，佃户能留下将近五百斤……还不够么？”
高务实的这个数据，是他当年在党校学习一篇关于袁老爷子功绩的课时，看到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闵宗殿先生发表论文《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此文推算出了唐、宋、明、清四个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亩产：唐朝亩产138公斤；宋朝亩产225公斤；明朝亩产333公斤；清朝亩产278公斤。
安南红河平原相比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水稻种植上丝毫不落下风，且稻种同样是占城稻(当时中国是引进的占城稻)，亩产没有理由比大明国内要低，所以这个征收比例其实真的不算高。
阮秉谦干咳一声，强笑道：“这个……自来收税，少有如此高者……”
高务实微微摆手，淡淡地道：“那是因为，自来就摆脱不了权贵阶层从中渔利。我京华则不同，京华不派人管理田庄，而派下去征收的人，他们本身的收入又与这些田地抽成毫无关系，如此一来，田庄的佃户除了交这一亩地十一斗的稻子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负担——或者，阮老觉得有人敢打我京华田庄的主意？”
阮秉谦马上变了脸色，连连摆手：“断无此理，断无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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