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明代的封爵制度基本定性。
嘉靖皇帝虽然到后期成了个“道君皇帝”，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统治前期还是比较有头脑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唐玄宗李隆基多少有些类似。非要说不同的点，那大概是唐玄宗晚期更出名的是无限宠爱杨贵妃，而世宗嘉靖则是痴迷于道教。
那么，嘉靖早年为何要再次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呢？
嘉靖皇帝最为后世认可的，是他的权谋手腕，以上两件事其实说穿了也同样是权谋。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这看起来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给正德朝擦屁股，来个“拨乱反正”。
其实不然。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从根子上来说，是在打压已经在朝廷取得绝对优势的文官集团，给文官集团戴上枷锁。这是用一条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将文官集团桎梏在勋爵体系之外，让他们不能继续扩大“势力范围”，把勋爵一系也彻底压倒。
为何这么说？如果除了军功之外的其他功劳也可以封爵，那么执掌朝廷大权的文官集团完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找到可以封爵的文臣，让这些文臣成为勋爵，久而久之勋爵一定泛滥成灾不说，而且绝大多数勋爵都会是由文臣得封。
要知道，武臣勋贵再如何没落，朝廷的制度也规定了天下卫所需要他们来挂名。换句话说：武臣勋贵的效忠代表着天下兵权始终把握在皇帝手中，始终是皇权的鼎力支持者。
那么一旦勋贵也成了文官集团的大本营之一，则皇帝的皇权还剩多少？
嘉靖帝很敏锐的看穿了这一本质，因此对“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的祖制再次予以重申，这其实是他帝王权术的具体展现之一。
而至于封爵赐券的原因，则主要有两点。
一是抚恤功臣。在封建王朝，封爵赐券是一种最高的待遇，皇帝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抚恤功臣，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需求。只要官员们将封爵作为一种异常尊贵的激励，那么这种措施就一定能极大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二是安定人心。对于朝堂中的官员来说，“丹书铁券”相当于一个“护心丸”，因为获得它就可以免罪，皇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笼络重要官员。
不过，整体上来说，勋爵的特权是一直处于缓慢减少状态下的。
比如在洪武朝，当时的宗室贵族以及功臣，虽然享有众多的特权，但与皇权统治发生冲突时则往往会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法律在此时失去了过去原本的功效，勋爵们即使享有“丹书铁券”作为免死特权，但其实他们的人身安全也一样得不到保障，否则朱元璋怎能滥杀功臣？
而到了后来，尤其是嘉靖帝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以前，封爵制度也不再按照以前的标准，而常常由皇帝的意志所直接决定，甚至还会受到权臣、宦官的影响——如正德年间刘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虽然没有开疆阔土的功劳，但是因为曾经贿赂过刘瑾，与刘瑾关系交好，便直接被封为了武功伯。
另外，在免死特权方面也有减少，特别是嘉靖以后，皇帝在颁发“丹书铁券”的同时，相比于国初的时候大幅减少了免死次数，并且虽然得以免罪，但是也少不了被处罚——免死在有些时候真的只是免于一死了。
但不论如何，“丹书铁券”依然是“丹书铁券”，其效能还是巨大的。
武将手里拿着这玩意倒还无所谓，顶多就是战败的时候顶一顶，或者贪污、纵兵掠夺等事发之后拿出来顶一顶，确保脑袋不会搬家，其他大用没有。
但如果是文官手里有这东西，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丹书铁券之上一般会直接写明一些特权，比如“除谋逆不宥外，其余若犯，免尔本身一次，以酬尔功”。
武将犯罪以战败居多，通常对朝廷权力的更迭没什么关系，但文臣能犯什么大罪需要拿丹书铁券来免罪？那几乎无外乎政争引起的权力更迭了。
换句话说，高务实要是拿到一块丹书铁券，那就意味着申时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够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机会，这机会也几乎白给——把丹书铁券上缴就完事。
找高务实一次机会就已经难于登天，申时行到现在还没看见影，还指望找他两次致死的机会？所以张诚说“将来元辅想要动他，那可就比如今难上百倍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归根结底，在于武将并非掌权派，丹书铁券在他们手里也就那么回事；而文官是掌权派，拿着丹书铁券基本上相当于多了一条命，这就太难搞了。(以上特指嘉靖朝重申丹书铁券特权以后。)
正是因为嘉靖的重申，到了天启朝的时候，只手遮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望着如英国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嘉靖以后丹书铁券威力的明证。
因为它的作用其实已经不仅是免死，还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权力象征，使得“与国同休”真正成了一种所有人都认同的思想，形成了惯例，拥有了惯性，而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
面对张诚如此直截了当的话，申时行沉默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道：“此次西北之乱由其所平已成事实，无法挽回，为今之计，只能竭尽所能，阻止其顺利封爵耳。不知秉笔可有妙计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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