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是二十一世纪,此时日本人的传统中也没有这种要求,更何况秀秋还是典型的“自己人”。丰臣秀吉的这个处置很不日本,反倒有一种大明对内进行平叛作战的范。
故此,秀秋坚持认为一定是石田三成从中作梗,教唆秀吉一些诸如“会引起朝鲜民众反抗加剧”之类的歪理,由此他对石田三成极其怨恨。
这件事甚至是到了1599年,因为德川家康为秀秋说情(当时秀吉已死),才使其恢复了曾经被没收的领地。
毫无疑问,从此之后小早川秀秋便对德川家康怀有巨大的感激之情,故而在关原合战中,他弃石田而倒向德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
《井伊家庆长记》中曾有记载:“合战中,藤堂队为了敦促金吾中纳言加入神君一方,向金吾的方向以铁炮射击,毫无回应。”
家康之所以在战场上向秀秋的阵地开炮,应该是猜测秀秋当时正处于艰难抉择之中,故以此敦促其快快出兵支援处于劣势的东军。
然而秀秋身为秀吉的养子,能够有今天的权势也大多依靠秀吉的恩赐,如果临阵倒戈,或许会被天下人所耻笑。在受到家康的炮击催促之后,秀秋思虑良久,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指挥本部武士向山下杀去,大破长谷吉继的军阵,西军顿时溃散。
由此,纵观关原合战爆发前的局势,不难看出西军完全占据了有利地形,东军不仅无险可据,还因德川秀忠率领的德川军主力迟迟未达而面临着兵力不足的问题,然而最终的结局是东军在这场决战中大获全胜。
而西军之所以战败,其根本原因就是秀吉并没有妥善处理好尾张武士集团与近江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
秀吉在其坐上关白之位后,便重用近江文官一心治理内政,反而忽略了曾经和他血战沙场的尾张武士。再加上朝鲜之役损失巨大却没捞到什么好处,使诸多大名都对秀吉产生严重不满,故而最终导致丰臣家的离散。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高务实这个一贯喜欢提前布局之人,岂能不好好利用一下这两大派系的矛盾?
不过,利用这种事,从来都是个技术活。尤其是现在丰臣秀吉又没死,朝鲜之战也没开打的时候,这种利用显然还不能暴露分毫,只能先在暗地里埋下一些“线”。
不论想利用谁,首先都得先明确两点:第一点是对方拥有什么,第二点是对方想要什么。
尾张武士集团拥有什么?拥有丰臣家的主要武力,在封地方面也强于近江武士集团。
近江武士集团拥有什么?拥有对“丰臣朝廷”的实际掌控,以及对日本商业力量的主导能力。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秀吉死后还会拥有理论上的“大义”——因为丰臣秀赖实际上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不过最后没发挥太大的作用)。
那么,尾张武士集团想要什么呢?他们当然是想要地位,想要政权,想要不被“文官”所压制。
反过来,近江武士集团想要什么?自然是想要在秀吉死后继续操控朝政,力压尾张武士集团以及其他派系——如德川家康所代表的外样大名。
搞明白了这些,高务实就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了,因为他不可能把自己当成丰臣秀吉,指望着把两派团结起来。
尾张武士集团在关原合战中的态度并不一致,其中一些人直接加入了德川家康的东军,另一些担心自己名声受损的人则勉强加入了西军。
从这个角度来看,尾张武士集团内部谈不上河蟹,影响了其本有的实力。
而近江武士集团实质上是个文官集团,控制着朝政——但大战爆发之后这一条没有太大的意义。除了朝政之外,他们的主要实力就只剩两点:财力及大义。
可是这里又有另一个问题:财力及大义都离不开大坂这个丰臣第一城,因为大坂是此时日本商贸中心,是丰臣秀吉为了力压织田信长的安土城而建,妥妥的日本第一大城。没了大坂城,近江武士集团实际控制的财力就大幅降低了。
而大义问题也和大坂有关,因为在丰臣秀吉死后,他的合法继承人无疑是丰臣秀赖,但丰臣秀赖直到大阪夏之阵失败后和母亲淀殿——也就是浅井茶茶——自杀,也没有离开过大坂城。
故而也可以说,近江武士集团的实力同样不完整。
既然如此,高务实决定先把“助弱锄强”或是“助强锄弱”放开一边,思索一下帮哪边更有利。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德川家康。这厮是个人精,而且特点之一就是贼能忍,与司马懿很有些类似之处。虽然有句话叫做“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徒劳”,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费心和德川家康演戏?自然是能处理掉的隐患就早些处理掉。
尾张武士集团呢?他们手头的封地比较多,地位的基础又是军队,这就很不好了。因为这意味着将来高务实如果要按照南疆的传统来裁军并建立警备军,他们势必会形成很大的阻力,所以非到万不得已,也不应该考虑扶植他们。
如此看来,似乎应该扶植近江武士集团了?
高务实想了想,却觉得也未必尽然。这群人,比如石田三成,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忠于丰臣秀吉、忠于丰臣氏——虽然他的行为实际葬送了丰臣家的江山,但从他的主观意识来讲,他应该是认为自己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丰臣氏的。
所以这么一看,掌握近江武士集团不仅同样难以控制,而且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甚佳。
最好的控制对象是谁?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篡位者闻之都会振臂高呼:“当然是孤儿寡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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