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成祖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之建议,派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负责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江淮漕运可直达北京,从此海运和陆运宣告废除。
永乐十九年,成祖正式迁都北京。临清也开始借助运河之贯通而迅速发展起来,地位亦日趋重要,遂为南北要冲,以致成为运河沿岸一大经济中心。”
朱翊钧小饮一口,颔首道:“临清繁华,朕亦有所耳闻。据说成化年间,临清仓便已成为运河沿岸第一大仓,被称为‘常盈仓’。甚至因屯粮过多,临清仓‘囤积多朽腐’……嘿,富庶或许是真,但这仓粮朽腐,恐怕也不只是因为屯粮太多吧!”
高务实倒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点头道:“皇上法眼如炬。似这等事,要么是因为管理混乱,要么是因为官蠹横行,当然也可能兼而有之。不过皇上不必忧心,至少从臣整顿户部以来,临清仓每年因为‘朽腐’之类原因导致的损耗已经很少,如去年便只有不到百石之数。”
百石其实也不少,但对于大明朝的拉胯管理来说,似临清仓这等大仓,一年“损耗”只有不到百石,那也着实是创了历史新低。高务实敢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来,确实也有这个资本。
朱翊钧点了点头,不再纠结这个问题,而是笑道:“按你拟定的计划,朕在临清要多待一天。依朕想来,你要给朕看的应该不是临清仓,而是钞关吧?”
高务实适时恭维道:“圣明莫过皇上。”
“行了行了,这里没有外人,把这些话都先收了。说说看,有什么要事非得让朕知晓?”朱翊钧摆手道。
高务实呵呵一笑,问道:“皇上可还记得,临清钞关去年榷税之数?”
“去年么……”朱翊钧思索了一下,道:“好像是十一万多,没到十二万两吧?”
“皇上好记性,去年临清钞关上缴户部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四两银子。”高务实顿了一顿,又问:“皇上以为此数相较以往如何?”
“相较以往……还行。”朱翊钧想了想,道:“万历初年时,朕还在读书,尚未亲政,但文正公会把奏疏、票拟拿给朕看。朕记得当时临清钞关每年榷税大概是八万多两,有时略少,有时略多,但大抵就是八万上下。如此说来,如今这多出的三万多两,应该也是你的功劳吧?”
高务实自动省略了“应该也是你的功劳吧”这一问,而是微微蹙眉,颇为严肃地道:“臣想说的正是此事――临清钞关榷税总额已经连续六年不曾有过明显提高,一直都在十一万余两上下徘徊。”
朱翊钧没明白高务实的意思,愕然道:“所以呢?”
高务实也愣了,诧异道:“皇上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朱翊钧纳闷道:“这有什么问题?不是说一直稳定在十一万余两么,那又没有减少。”
这下高务实了解皇帝的意思了,心说:好家伙,我高某人得亏不是个贪官,否则这‘发展红利’被我贪完了你都不知道啊!按你这意思,只要没有明显减少,那就说明没人从中搞鬼――咋滴,你眼中的社会经济是只要不倒退就丝毫没有问题呗!
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也是,大明毕竟是个“古代封建政权”,关注的核心永远都是平稳、平稳、平稳。至于发展,那玩意有也可,没有也无所谓。指望一个没有感受到明显“国家竞争压力”的“封建君主”会有多么关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说不定是我想多了……
想到此处,高务实无奈的叹了口气,换了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自隆庆开关以来,因海贸之兴盛,大明沿海各省经济发展日趋强劲。尤其当皇上使臣整顿户部以来,无论是驿路改革、税制改革、开放藩禁、促进工商……种种举措之下,两京十三省特别是沿海各省,其经济已远比万历初年活跃得多,各省榷税都颇有提高。
具体而言,北直隶、山东、南直隶、浙江这运河四省,每年榷税都呈连年提高之势,这说明四省经济发展并未放缓。既然如此,临清钞关作为运河钞关之首,怎的税额增长之势却仿佛被人生生摁住一般不见增长呢?”
这说法很是浅显直白,朱翊钧一听也觉得不对了,顿时严肃起来,皱眉问道:“你是说,有人从中贪墨?是内官还是外官?”
高务实没有回答后一句,而是轻轻摇头道:“此事却不宜单靠猜疑,贪墨固然是可能性之一,但也有另一种可能……相较之下,臣倒宁愿问题出自贪墨,因为贪墨反而好解决。通常而言,只要调查清楚,揪出蠹虫,然后看看他或他们是如何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贪墨却不被发觉,继而完善监督之法,就此堵住漏洞即可暂时解决。”
朱翊钧眉头大皱,沉声问道:“那另一种你认为更麻烦的可能是什么?”
“另一种更麻烦的可能……”高务实同样深深皱眉,缓缓答道:“便是因为种种原因,运河贸易额已然见顶,因此相应的钞关榷税便也无法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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