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审的样报”，因为只要记者的文章过了一审，记者的稿费就敲定了，此后记者就失去了对稿件的控制权。
此后编辑大人如何删改，甚至在最终刊发前被全篇撤下，都和记者无关，那些都是报社，编辑集团，或者说决策层的意志。
这种情况下，记者最好别和自己的稿件有感情联系，免得有自己的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买去当童工的痛苦。要不断在心里对自己说，“稿子只是赚钱的工具，至于社会责任，自己的观点意见，都是狗屁，别去管它！”
如此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了。
……
记者的观点总体必须符合报社的意志。这是最高原则。好在我们在大学都被严格灌输了媒体“看门人”的理论，对此都能接受。
这也牵扯到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记者别自以为可以拿着舆论武器去伸张正义，对被采访对象或者当事人不要轻易许诺报道会达到什么社会反响和效果，因为这些都不受记者的控制。稿件的最终归属权在于报社的意志。
这也是为何记者们都看第一版样报就了事，很少有人去看正式出版的报纸——还是那句话，看见自己的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心里总会不是滋味的，何必去找那个罪受呢？
退一万步，就算稿件内容被读者投诉，堵着门讨说法，自有处理这些的部门出面摆平。作为一线记者，只要拿出在编辑系统上报的第一稿，证明很多问题不是记者的本意就完事了。这样处理一圈，记者、编辑谁都没什么损失。
而且干得时间长了，老记者都知道，产生这样的是非往往都是好事，会让报社领导对你印象深刻，还会认为你能力强，能挖到深层次的问题。
毕竟，对于报社的高层，他们是永远不怕事的，反而很多事情还可以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益……这其中的玄机其实也不复杂，有事才需要摆事，能摆事自然需要权力，权力有了用处自然就能变现成收益……事情就是如此。
……
说到这里我还想到，在大学里新闻系学生另一个经常讨论的问题。
一切以“节目效果为核心”的理念到底对不对。
当时我们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模拟编辑新闻专题，经常被讲师指责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同学，在前期准备的时候，都能尽量收集到丰富的新闻素材，但是后期编辑时却不加取舍，什么都不想丢掉，这是对新闻素材筛选和使用的误区……”
讲师说，之所以我们看到的新闻纪录片观点都非常鲜明，那是因为一切材料都是为“做节目”服务，并不是在为“新闻事实”服务，观点正确鲜明，甚至主题先行是必然的操作。
有时候同学们总是搞不清这情况与“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的关系问题。
学生们经常想的方法是：尽量把客观事实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比较、判断并得出结论。
讲师则说，“你们这就是偷懒……不能把读者假设为完美的理性人格，假如是那样，新闻学也就无需存在了——信息口口相传不走样，观点高度一致形成共识，还用什么新闻传播。”此话也不无道理。
……
所以金喆跟我上的第一课就是打消一切顾虑，把这行当当成吃饭的。
“我们都只看一审的评分，只要一审评级了，比如是A版核心A＋，就算最后发行时给你丢在三版的尾巴，也不影响业绩，稿酬还是A＋。”金喆如此总结。
“如果我和编辑意见不一致，记者可以拒绝修改，拒绝登载相关稿件吗？”我问了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极限情况。
“那你就是和钱有仇，或者和编辑、部长们有仇，结果是今后你就别想顺利上稿，顺利评分了……这是报社的生态，除非成了大神，谁也逃不掉。”
我感谢金喆的点拨，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
想想自己，根本没想过要突破这样的生态圈，我当记者不是为了温饱，也不是真的如此热爱这事业，我和飞鸟的事业只是诗人。而现在短期的目的是调查《祝融会》的情况和飞鸟的下落而已。
飞鸟说过：
注意“掌控”的意义：掌控往往只是个概念，情况复杂，有舍有得，位置都是相对性的。
鲲鹏也飞不出垂天之云的笼罩。
总不能成天和局限性叫板，那真是成讲师说的偷懒了。
另外飞鸟还说过：注意“独特”的意义：记住每个人都独特，善待身边的每个人。
我也没有洁癖，非得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此前多少次，我和老大、老三请编辑们吃饭，拉关系，喝得一塌糊涂，大家骂骂咧咧，前前后后说的也大概都是这些玄机，我其实早已身在其中，不能自拔了。
比起这位金喆小哥的有理有据，轻描淡写，老三田文的那些描写要露骨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