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厥，字龚袭，义阳郡平氏县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臣，镇北将军魏延同乡。诸葛亮开府治事，以为丞相府令史，迁相府主簿，赞为“良士”。
董厥，是蜀汉后期的一个能臣，支援姜维作战，实施：“为诸围外助”的作战计划，诸葛亮曾经向别人夸奖董厥，说：“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意思是：“董厥这个人很小心，想得很仔细，说出话来，很恰当，可行。”
董厥，是平氏县义阳乡人，与魏延是同乡，刚开始做的是蜀汉尚书令，也做过诸葛亮丞相府的“令史”，令史的官职，似乎比“长史”小，而县令则比县长大。董厥不仅做了尚书令，而且在景耀四年，以辅国大将军的官职平尚书事。平尚书事在名义上比录尚书事的权力较小，其实权力是一样的。
董厥开始做平尚书事时应经为时已晚，两年后蜀汉就亡了，在这最后的两年，在董厥下面当“侍中，守尚书令”的是他的小同乡、平氏县义阳乡人樊建，他们二人有能力处理庶政，同时支援在前方作战的姜维，却没有办法控制宦官黄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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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汉灭亡以后，董厥又跟随刘禅投降邓艾，成为一员晋臣，自从消失在历史当中，那么问题来了，董厥作为蜀汉后期的重臣，为什么在史书中，却没有单独传记呢？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蜀国不设史官，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可能原因：首先，董厥长期为诸葛亮臣属，独立执政时期太短。从董厥开始执政算起，到刘禅率众降晋，其间不过两年光景，治理国家是一件长远之事，可惜董厥并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的才干，加上他身上鲜明的从属关系，这便是董厥传记附于诸葛亮传之后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董厥没有尽到臣子的本分，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在陈寿看来，董厥在其位而不谋其政，面对黄皓弄权没有及时制止，这岂不是失去了臣子本分？从这一点来说，董厥的遭遇虽难免让人为之唏嘘，不过从史书中传递出的警示意味，也应当为后人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