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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派有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汉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
军权是最大的权,汉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中央,随新帝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即文帝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文帝的即位,使得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皇位继承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汉文帝派兵镇压,叛军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贾谊上《陈政事疏》,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通过赦免而减死一等时,采用宫刑作为替代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汉文帝以作风俭朴、爱惜民力著称,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想修一个露台,但想到要花费百金,就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作罢。此外,他常穿绨衣,并命自己宠爱的慎夫人所穿衣服不得拖到地上,帏帐不得绣花纹,给天下人做榜样。自己的陵墓霸陵都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
后来,汉武帝曾问东方朔教化的办法,东方朔提到文帝身为天子,统治四海,却身穿黑色的粗衣,脚着生皮制成的鞋,用皮带系剑,以莞蒲为席,不治兵器,絮衣无饰,收集上书所用布囊,连缀成官中帷幕,以道德、仁义作为准则,因此全国节俭蔚然成风,教化大兴。刘向向汉成帝指出此说荒诞无稽,因为未央前殿一直都很豪华,无须以书囊作帷幕。
文帝在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葬于霸陵。
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励精图治、宽仁节俭、爱民重农,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汉景帝时期合称“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