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集团指出既然现有的制度并无用处，解决之道在于朝廷在平时必须逐步培养军事人才，使国家能有足够的将帅随时应付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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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因而提议设置武学：文科学校与孔庙结合，武学则设于太公庙内；文士之学根基于五经，武士之学则以太公、孙子等人的作品为根本。
所以说军校在中国早就有了，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宋仁宗并没有立即采纳富弼的构想，那是因为仁宗虽然已经认同了文官集团的说法，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还是留点时间仔细考虑考虑再定。
对西夏战事的连番失利终于促使宋仁宗设立武学的决心，基于对将才的渴望，庆历二年十二月，仁宗下令朝臣荐举适任武学教授的文、武官各一名。次年五月，正式宣布设武学于太公庙，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
于是问题就来了，武学成立后无人入学就读，以致无法运作，简单的说就是找不到学生。
范仲淹因此上奏：“臣窃闻国家置武学以来，苦未有人习艺，或恐英豪隐晦，耻就学生之列。倘久设此学，无人可教，则虑外人窥觇，谓无英材，于体非便。”
在一个长期习惯于儒学教育的社会中，仓促设立武学，又无具体奖励办法，很难吸引学生。长此以往，有名而无实的武学反而可能成为损害国威的笑柄。
朝廷接受范仲淹的意见，改任阮逸为国子监丞，规定愿意研读兵书的学生，可于国子监中学习。武学尚未开始授课，即在宣布成立的三个月后遭到罢废。
武学仅是昙花一现，而武举的执行成效也与其原先设计有很大的差距。
宝元二年，距武举的首次办理不过十年，苏绅即提出质疑：汉制边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将帅也。武举中第者被任命为层级低下的三班官，又常被派任监当工作，对于军事毫无助益。
受到这篇奏疏的影响，朝廷于次年下令武举中第者不得担任监当官，一律派任边区或捉贼的差遣。
武举的本意是从现有的中、高阶官员中寻找娴熟军事者，任命他们为将帅。
但是由于当时的文贵武轻，参加制举的官员都不愿投考军事相关科目（同样是做官，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都不愿意改做武职，其他人的节操还能在范仲淹之上？），根本无法借此取得堪任将帅的人才。
在仅有武举运作的情况下，录取者绝大多数是平民，当然不能立即授予高官，而须从基层的武阶官作起。这便使得武举偏离了选拔将帅的原意。
看到这里，也许有读者就会说了，很正常啊，没看出文官集团的骚操作啊，往下看！
武举的实施无法符合原先的期待，却逐渐受到科举参与者的欢迎。虽然参与武举并不受到尊重，录取后也仅被授予低阶武官，但对于受挫于文举的考生，武举终究提供了另一条入仕途径。
原本准备文科考试的举子发现，改试武举并不困难，因为策论本为文举的项目之一，武艺测验的要求又不高，容易过关。于是，程度较差，考文举无望的士人就成为武举考生的主体。
看到这里应该明白了吧，武举根本就是文官集团为了各自家族中那些读书无望的子弟准备的一条入仕途径，是不是和后世的某某某的特招生有点相似啊，懂的都懂！
一般士兵和武官仍是靠军功来凸显才能，求取官位，只有极少数才能参与武举（懂得都懂），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舍弃经书，改习兵法，踊跃投考（懂得都懂）。
武学被废罢数月后，曾有知名的教育家胡瑗以其所撰《武学规矩》上呈仁宗，请求再设武学。
胡瑗主张武学以《论语》及《孙子》为主要的教材，兼顾培养学生的德行与谋略，这样的意见颇有融合儒学与兵学的意涵。
胡瑗的主张其实是极好的，但是文官集团怎么可能同意呢？如果同意了，前面的一系列操作岂不是白费了，还间接地壮大了武将集团。
所以最后在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之下，胡瑗的主张未被朝廷接纳。
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人能解决问题，而是利益集团不允许有人动自己的奶酪！
最终察觉不对的宋仁宗气得在皇祐元年九月下诏废止武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