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方是高度封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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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的德川幕府推行的一国一城令，限制地方藩镇的城池数量，让一国的藩镇地主集中到一个地方居住。
同时限制登记没有达到足够标准的藩镇，只能建设没有院墙的开放式阵屋。
这稍微降低了一些封建化的程度。
但在土地制度上仍然是封建化的。
除了商人和工匠这种城市居民之外，所有的武家和贵族阶层，全部都是土地领主。
绝大部分的土地领主，都是自己经营和管理自己的土地。
绝大部分的土地，也只归对应的领主管理。
绝大多数农民，都依附于耕种的土地，依附于对应的土地领主。
绝大部分的土地税收，都是由负责耕种土地的农民，直接交给对应的土地领主。
绝大部分税收都是粮食，是大米和小麦。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中的收益分配关系，是简单到了极限的。
简单意味着效率高，意味着统治者对土地收益的榨取能力，也会非常接近理论极限。
日本的传统收税比例对半分。
按照大明的说法就是五成上交，五成自留。
但是经常会出现六公四民的情况，也就是六成收益上交，四成留给农民自己。
如果反过来，四公六民，领主只收四成的话，就已经算是仁政了。
有些离谱的地方，出现过八公二民，八成收入上交，两成留给农民的诡异情况。
绝大部分农民吃不到自己种植大米和小麦，自己吃杂粮和野菜。
再加上日本多山地，降水也比较充足，农民可以靠土地产出主粮之外的方法生活。
与此同时，日本封建领主收税比例大，不代表农民交了这些东西就完事了，一样要给领主干活。
封建制度高度发达地区的农民，基本上都是只能保持勉强活着的状态。
领主直接管辖的范围越小，越是能高度精细化操作，让农民在死不了的状态，压榨出尽可能多的产出。
日本武士集团对自己内部的底层同样是压榨的。
比较穷困的武士可以每天两顿饭，一个饭团加个腌梅子就当一顿饭。
比较穷困的大名，就是穷武士套餐再加个小咸鱼。
日本不算北海道，耕地面积只有三百万公顷，还不到山东省的一半。
但是农业和工业革命之前，就养出了三千万人口，就是靠这种“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万历年间，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朝鲜农民因为受不了朝鲜两班贵族的压榨，箪食壶浆欢迎日本人。
日本人来了之后非常感动，决定在朝鲜普遍实行四公六民的仁政。
于是朝鲜农民又造反欢迎大明了。
反过来看，田意明根除了水户藩原有的武家体系，如果要维持原有的社会和税收制度，就要再创造同样多的封建领主。
让一个个士兵变成土地领主，具体分管少量的土地和农民，继续搞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田意明显然是不能那么干的，大明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
那样大明不就白来了吗？
田意明也不可能在每个藩都留下几千士兵。
所以大明驻日本军团接收之后，水户藩等地的社会和税收制度必须改变。
但是改变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如果将税收直接降到一公九民，同时宣布要求农民配合清点土地，宣布把土地发给农民，宣布要给他们发田契。
日本农民不可能相信，很可能会以为这就是个骗局，目的是找出他们在山中自行开垦的私田。
衙门把土地直接分给他们，他们会本能的以为，这是要让他们当武士了。
在开始行动之前，田意明向其他的大明军官，以及沈初等高级文官介绍过日本的情况。
众人一起讨论过之后，认为清理掉日本的武家系统之后，直接改军屯卫所和农业公司制度是最合适的。
不过在对外宣称上要做一些本地化的调整。
对日本的农民宣布，原来幕府将军、大名、武士们土地，以后全部归大明皇帝所有。
宣布所有农民都要给大明皇帝种田，种田所得的收益按照日本传统，朝廷和农民对半分，一半上交，一半自留。
但不再对普通农民索要其他的东西，不再安排没有报酬的差遣和徭役。
不过上交的这五成粮食，也不会送去大明本土，日本本来就山多地狭，粮价比大明本土贵不少。
从日本运粮食去大明本土是纯赔钱的买卖。
这五成收到手的粮食要在日本本土处理掉。
其中两成卖给日本的城镇居民和商人换成金银，一半送回大明本土解送京师，一半留给驻日本军团作为军官俸禄。
剩下三成粮食，都以实物的形式留在卫所本地，用于给日本卫所的仆从兵发军饷。
每一户人家都安排一个青壮年去当仆从兵。
最终形成二公八民的实际税收比例，但民间青壮要接受民兵级别的训练，同时承担卫所的工程建设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