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恪之前的种种政策，都可以归类到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最有希望达成的，而一旦第一个阶段完成，就会给执政者更大的信心。
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追求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医疗、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精神文化熏陶等。
就古代来说，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陈景恪不点科技树，至少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
方孝孺就认为，这一点很难实现。
不过他总体上是乐观的，再难总归是有一条清晰的道路可以走。
执政者顺着这条路慢慢的前行就可以了。
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总归是会离目标越来越近的。
第三阶段是物资充裕、精神富足。
事实上，方孝孺认为这已经是大同世界了。
因为从有历史记载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
但陈景恪知道，这个阶段其实也是可以达成的。
如果非要用前世来类比，这个阶段有点类似于xk社会。
确实很难，但只要发展生产力，早晚有一天能达到。
所以，在他的坚持下，这个阶段并没有被命名为大同世界。
他将大同世界放在了第四个阶段。
而且他对大同世界的描写，也没有采用儒家的原文，而是用了《易经》中的一句话：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对此，方孝孺没有说话，而是竖起了大拇指。
绝了。
――
社会模型建好之后，剩下的就是围绕模型构建思想体系和执政体系了。
执政体系并不着急，这玩意儿是不固定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可以等到思想体系搭建完成，再根据大明的情况设置。
他们先进行的是前者。
而方孝孺也终于见到了大同世界的全貌。
即便早就有所准备，也不禁为其的宏大感到震惊。
先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述了华夏的历史发展阶段。
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产生这些情况的现实因素。
在此基础上，解释了国家、法律、朝廷、人民、军队等等的概念。
并详细论述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
很多解释，让方孝孺耳目一新。
比如法治思想。
他试探的问道：“我记得，韩国公近两年一直在研究法治思想。”
陈景恪自得的道：“就是我启发的，不过他的法治思想与我的有所不同。”
李善长毕竟是古典法家门徒，他的法治是对法家思想的重新解析，只是比较偏向于律法这一块。
可以说，他的法治思想，已经和陈景恪最初提到的法治关系不大了。
而陈景恪的法治，就单纯是从律法角度出发去定义的。
对此，方孝孺并未感到意外。
他就是在陈景恪的引导下，才进入唯物学殿堂的。
李善长在他的指引下，弄出法治思想是很正常的。
但也有很多解释，让方孝孺感到心惊肉跳。
比如军队，非一家一人之军队，而是万民的军队。
军队来自于人民，责任和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天下万民。
至于效忠天子，对不起，没有写。
但陈景恪又不是铁头娃，自然不会作死。
他在后面补了几句，君主是国家领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拥有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
而军队要保持纯洁性，必须直接归君主统治，其余人不得染指。
但即便如此，也有点大逆不道了。
皇帝不追究倒还无所谓，要是追究起来，少不了断头台走一遭。
方孝孺一方面感叹于陈景恪的胆量；另一方面也为朱元璋和朱标对他的包容，感到不可思议。
事实上他却不知道，陈景恪也是通过一件件事情，一步步取得朱元璋的信任的。
当然，最根本原因还是他从未否定皇权。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皇权存在的必要性。
毕竟，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最高统治机构的，而机构又需要一个最高领袖。
除了皇帝，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至少目前没有，不是吗。
至于以后会不会有，那是以后的事情。
非但如此，他还将皇帝的利益和万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
皇权想长久存在，就必须保证万民的利益。
而万民力量弱小，需要有一个强者来带领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
只有皇权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看来，相当的扯淡。
皇帝就是最大的剥削者，怎么可能真的会去保护万民的利益？
然而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种思想可是被所有人认可的。
王朝想要长久，就必须保证民的利益。
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民’所指的群体不同罢了。
但在明朝，民指的就是天下众生，不是某一个特定群体。
陈景恪利用这一点，在这句话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拓展。
最终将皇权和百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只要皇帝相信了这一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
朱元璋是否相信，陈景恪不敢确定。
但他敢肯定，朱标和朱雄英是信的。
――
这些大的框架，有的陈景恪自己已经完成了论证，有些限于阅历不够无法完整的论证。
尤其是很多论证，和华夏传统思想融合不够完美。
找方孝孺过来，就是希望能获得他的帮助，完成最后的论证工作。
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框架再好，论证不完美也没什么用处。
方孝孺已经彻底被陈景恪的宏大思想体系所吸引。
对此自然是欣然同意。
于是两人就摒弃外界影响，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同思想的论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