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提起笔就开始洋洋洒洒的书写：
“今有人以为民族主义乃是本人提出，古之未有，此论诚为可笑。
民族主义于各国、各文明从不缺乏，中华亦然。
上古之人古人鲜以“民族”名之，然家族、氏族、公族、宗族、邦族、国族及部族等词，于古籍中屡见不鲜。
自宋以来有金石学，而今又兴甲骨学，考“族”之本义，从甲骨文、金文观之，原为家族、氏族，或以此为基础所建之“社会军旅组织”也。其所寓之血缘宗亲之关系，盖早期族类观念之基石。
随社会之进步，各族活动地域之拓展，各族因频繁交往而渐融合为愈大之地域共同体，即古之所谓“民族”。于其中血缘成分日益复杂，种族观念遂有泛化，共同之语言、习俗及文化认同则日显重要，遂成今所谓之“文化民族”。
至晚至于春秋时，中原地区已形成且日益发展之“诸夏”或“华夏”，即显此鲜明之趋势与特征也。
圣人所谓：南夷与北狄交，而中原不绝如线。非将中原之华夏文明当作一民族，而与南夷与北敌不同者为何？
此乃民族主义也。
《礼记.礼运》有云：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
天下一家，大道不孤。此即《民族国家论》中合各民族为一之观点来源，究其根本，皆圣人言语。”
王文龙给自己的理论找了儒家的法理基础，接下便又开始描述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
“秦以前所谓国家，单指一家一姓之国家也。秦以后，中原王朝即追求国家与民族之认同。汉时人有：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之语。其豪情千古可见，此时之国家已非刘姓一人之天下，亦是汉人子民之国家。以此观之，其时汉人之民族主义已然出现。”
“此后春秋时的华夷之辩也继而发生改变，华夷之间不再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主动化胡为汉。”
“至唐时，韩愈所写《原道》叙述此法最为精确：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自唐宋而至于今，此言想必闻者不少，有人以为韩愈不辨华夷乃是退步，其实详察之便可明白，此等说法皆是一脉而下……”
王文龙列举了大量中国古代将海外民族化为中原民族的具体事例，这年代的人能够通读历史的本就不多，更别说信手拈来的使用生僻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
写完论据之后，王文龙最后又总结民族主义思想的优越性：
“中华民族主义有何好处？为何千年不绝如缕，虽屡遭阻碍，但始终向前发展？”
“余以为好处至少在三点：
一为化天下为一，使得国家内各族团结，不致分崩。
二者，扶助弱小，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使之能得以存活，不致逼上绝路，所谓服王化者得以保全，使四海归心。
三者，今之儒者不再如春秋时奔走于诸侯之间，而以天下为最大之诸侯，天下一体则天下一家，国事亦是天下人之事，儒者由此心方能有参与国是之动力，此伸明圣人大道之必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