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的这套南京方言拼音就是根据汉语拼音的思想在建国后改出来的。
建国后推广的汉语拼音打通了古代音韵学所用的切音法和四声法，并且将汉语音素单独提取出来，与汉字语音的标记不再有模糊空间，书写拼读都十分简便，在后世基本证明了是最方便的汉字语音标记方法。
叶昼则作为杂学大家对于音韵也颇有研究，他看到王文龙的拼音方案之后立刻就明白这套拼音方案对于识字教学有多大的意义。心中对王文龙佩服的同时，他也负责包揽了识字本的编写工作。
这种识字本是扫盲运动中大量使用的一种简易资料册，新中国扫盲运动兴盛的时代百姓生活条件也并不宽裕，字典的价格相较于当时一个文盲的收入算得上昂贵，而且让一个大字不识上百的百姓去查字典其实真没什么作用，查出来的解释条目他也不认识。识字本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这是国家普及拼音之后大量使用的一种专门用于扫盲的小册子，其研究成果在后续的幼儿教学中还经常看到，就是书店里专门卖给小孩的带图带字带拼音的那种插画挂图，一字一音、尽量少涉及多音字、少涉及复杂的解释，以教会使用者认字和拼音为主要目的。
一本字典的印刷成本少说要半两银子，但一本只带字样和拼音的识字本就便宜多了，三千个常用字，即使考虑到其中有些字是多音字，总共拼音大概也就四千多个，一本包含所有常用字的查询识字本字数还不过一万，也就是三章白话小说的字数，印刷的纸质差一点，油墨糊弄一些，一本识字本的成本也就是几十文，普通工农几天的工资足以购买。
如果实在是舍不得，自己找来纸笔抄写一份，也就是不过半天的功夫。
当然由于这一套扫盲教材是二十一世纪编纂的，其中许多内容对于这时代还很不适宜。
比如说因为这套扫盲教材针对的是二十一世纪一些还未脱盲的农民，他们或许有进城务工的需求，《生活中的知与识》就包括了大量后世劳动法的科普内容，教农民工进城之后要怎么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这些法律在这个年代的大明百姓显然是享受不到，王文龙就将之替换为大明律科普，至于一些电学、装修等等教学内容，王文龙则尽量删去，最后将《生活中的知与识》大纲大体保留下来，内容则基本上成为了一本《自然》教材，所教的科学内容所以是热胀冷缩、物质的三态变化等等，深度不超过后世小学的水平。
《生活中的读与写》和《生活中的数与算》的改编就更简单，无非是将所使用的范文替换，或是将应用题的内容改编的符合这时代的真实情况。
接下来大半个月，张鼐等人也在积极的筹备民党学院事宜，办学地址都找好了，而王文龙就在叶昼则、张鼐帮助之下专心写书。
《生活中的读与写》和《生活中的数与算》都很快改编完成，只剩最后一本《生活中的知与识》，王文龙列出大纲，刚仿照着原书内容写了前面几章，这时突然有个欧洲人前来拜访。
来者名叫郭居静，王文龙虽然早就在史书中知道此君的大概形象，但是第一次见到郭居静时，还是被他的样貌所震惊。
后世人往往有西方人高大健壮的印象，但那是肉蛋奶养出来的，这年代的欧洲人营养条件还真不一定有大明好，来到中华传教的耶稣会是许多个头并不高，加上剃着个地中海头型打扮怪异，模样也不甚令人欣赏。
但其中的郭居静却长相十分出众，此君今年四十许岁，身材魁梧、髯长而美，有点古希腊雕塑之中肌肉哲人那意思，无论在东西方的审美中都算得上是老帅哥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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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居静一见王文龙便主动用中华礼仪拱手：“建阳先生，鄙人郭居静，号仰风，久闻先生大名。”
章湟介绍说：“建阳先生，这位是澳门耶稣会的干臣，之前一直陪同利玛窦在京城传教，如今澳门耶稣会有长老去世，郭朋友即将回去继任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