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显然没有仔细读过《国富论》，他的经济学思想基本反映了大明朝廷中没有读过该书的官员普通水平。
明朝人对经济学的理解普遍认为天下的物产是有限的，朝廷所发行货币的数量应该根据天下这有限的物产计算得来。
古人倒不是没有观察到经济发展的存在，不过对于此时的观念来说经济发展的本质其实是实业的发展，朝廷会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农业生产，比如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通过赋税手段促进农民开荒等等。
百姓能种出的粮食更多了，天下的物产自然增加，朝廷所发的货币数量才能相应增加。
而且古代的士大夫阶级还很有量入为出的观念，儒家士大夫从孟子时代就开始强调保护山林、保护渔业资源等等，与其说古人都爱环保，这更像是一种大家长治理全家产业的思维。朝廷就是一家的管理者，一个好的大家长应该要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多存钱少花钱，还要教育百姓们也学会勤俭度日，不要当败家子。
这种思维明显和中华文明深厚的农业传统有关，好处就是中原王朝只要不乱整，往往能够有二三百年的国祚，不过中原王朝长期只把目光放在实业，甚至仅仅是农业上，对于许多金融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中国古代的研究也就相应减少。
王文龙在《国富论》最终同样为了迎合大明的时代特点也只讨论了工业分工的好处和货币的本质，对于许多金融学的内容点到即止。
以至于万历皇帝虽然总想着多印钱给自己捞好处，但却同样认为这种印钱的方式是一种作弊手段，一边花钱一边良心不安。
王文龙回答道：“回圣上，若按经济学观点，货币的适当超发乃是正常现象。”
听闻此言，不光是万历皇帝，就是李太后和陈矩都好奇看向王文龙，他们很好奇王文龙会如何解释超发货币的合理性？
王文龙继续说：“大明在律法之上将印钞发钱之权收归国有，全国所有货币按照法律都应该由朝廷发行。理论上若是货币不超发，则从洪武年间至今，市面上的货币就不会增加。然而我大明兴盛二百年，人口增长，洪武十四年全国只有一千零六十五万户丁口，而到万历六年，全国的户口数已然过亿，人口增长接近十倍。太祖年间战乱方息，除如今南北二京之外，中原腹地几乎无一大城，而到本朝，山东、河南、两湖之地，城郭连绵，城市人口增长比之太祖初年只怕二十倍也有余。”
“城市人口不务农桑，生活日用皆要以钱钞购买，单单如此计算，本朝之钱钞总数便应该是太祖年间的二十倍有余了。”
“二百余年间钱钞总数至少增加二十倍，计算之下单是为了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每年都要比前一年多发行的钱钞数量就得是之前总数的百中取二点七。这些钱若是发的少了，民间便会出现钱荒的景象。”
王文龙讲的内容非常容易理解，三人都听懂了，他们以前以为朝廷多发钱对于百姓来说就是一种被动货币贬值的手段，是损害百姓利益的，听王文龙一讲才明白如此情况，朝廷要是不发钱，百姓日常生活便根本无钱可用。原来朝廷发钱，还真有正当性，而且这个钱不能发少了。
常年在外朝办事的太监陈矩也有些经济学的技术思维，但是听到王文龙这个理论还是有耳目一新之感。
万历皇帝笑道：“我总听官员上书，表示各地缺钱，百姓困苦，原来是这样道理！”
李太后不好干预外朝事物，没有发表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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