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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城里父母退休，回城顶职的。就是你在城里的父母，要是有单位，一个人退休了，你可以选一个子女，顶着你的名额进这单位，叫顶职。
还有有因病返城，在城里长期泡病假的。
最多的，还是在当地，被招到各种单位，像什么供销社农机厂船运公司搬运公司等等。农民的子弟，当时连参与招工的资格都没有，这些单位需要人，要招工，只有在有居民户口的知青里招。供销社所在地的青年，基本都是农业户口，一样没招工资格。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离开知青点，要是家里没有背景，送礼和走后门，那是必须的，那个时候走后门蔚然成风。
我和徐老师两个的家里，都很穷，更没有什么背景。她爸爸早就已经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妈妈和弟弟，妈妈提前从街道的工厂病退，她弟弟顶职回了城，她回城的路就没有了，只有留在那里。也没有送礼的钱。
我更惨，父母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湖北的五七干校，被下放着。哥哥在云南当知青，姐姐在北大荒，一家五口人，分在五个地方。城里的房子没人住，都被房管会收回去，户口都被当地派出所给注销，更别想回去了。
知青点的知青，就这样从一百多人，减到了几十人，十几人，几个人，一直减，我们两个，随着知青点人数的减少，越来越熟，心里其实是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味道。
到了最后面，其他的人都走了，整个知青点就剩下了我和她两个人，想不熟都不可能。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天选之人？老天爷选来选去，最后把我们选漏掉了，留了下来，留在那个山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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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和当地的农民，关系本来就不好，你想想，知青都是城里去的年轻人，又在那物资极度贵乏的年代，肚子每天都是饿的，脸是菜色的。在农村，偷鸡摸狗那是常事，还偷农民自留地里种的菜。
房前屋后果树上的水果，更是还没成熟就被偷完了。说起来好笑，那几年，我们每年吃到的枇杷都是青的，桔子也是青的，哪里会让它们有成熟变黄的机会。
连葡萄架上的葡萄，农民挂了块纸牌子，上面画一个骷髅头，写着“农药有毒”几个字，照样被偷完，谁管他。
当地农民气的半死，骂我们说，什么知识青年，比国民党反动派，比日本鬼子都不如，你们也就会个三光政策。
气不过的农民追到知青点，这个时候，知青是很团结的，男男女女，就和他们打。他们都是有家的，真打起来，哪里有我们这些赤条条，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厉害？每次肯定是老乡输。
你想想，双方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关系怎么可能会好？
而且，那时的知青，大都处在理想破灭的时候，都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什么大道理，政治上的恫吓，对他们都没有用了，已经活到了最底层，你还能奈我何，大不了老子和你拼了，都抱这样的态度。
知青点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公社也好，大队也好，都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我们这些人不存在，只要我们少去找他们麻烦就是。
知青这里，人少之后，也不敢进村去偷鸡摸狗了，知道再打起来，自己人少，打不过人家了啊。
这样双方偃旗息鼓，反倒平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