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全民大讨论，苏良返京
翌日，天刚蒙蒙亮。
三司使王尧臣的奏疏便呈递到了垂拱殿。
昨晚，他看到苏良那句“数日之赋，堪比足年”，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自真宗皇帝封禅泰山、赏赐百官后，大宋的财政便开始捉襟见肘，出现了危机。
当下，大宋的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杂税、专卖收入、商税收入、官田收入等。
宋的财政收入并不少。
太宗期便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两倍于唐室。
太宗之后，财政收入更是稳步上升，至庆历年间，财政综合收入已然破亿。
但这种财政收入的与日俱增，并不是大宋强盛的征兆，而是对民间折变加征、横征暴敛的结果。
大宋，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军费、官吏俸禄、皇室费用、祭祀、赏赐、岁币等……
每一样，都让三司不得不量入为出，精打细算。
钱不够，便变着方式从百姓手里抠，但现在已经抠不动了。
而今，商贸之税已与田赋同等重要。
王尧臣听到齐州这种促进商贸繁荣的方式，自然甚是支持，此举能为三司解燃眉之急。
于是，他在奏疏中向赵祯请求：可在全宋范围内开展类似齐州的招商之法，令地方主官招商，促进多州商贸发展。
赵祯看过后，将奏疏放到一边，拿起苏良的奏疏又看了一遍。
他也很心动。
国之财力，代表的是皇帝的腰杆。
若当下国库殷实，百姓安居乐业。
赵祯也会生出开疆扩土、收复燕云的念头。
没有一个皇帝不想着完成大统一，行祖宗未竟之事，博得千古圣君之名。
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财支持。
与此同时。
夏竦、王拱辰等人也陆续上奏。
他们称苏良的奏疏乃是齐州特例，其他州府若参照齐州，必然会造成内乱。
此外，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此举令士大夫官员与铜臭为伍，逆圣人教化，应当立即叫停。
若官员都为铜臭奔走，则天下再无良官清官。
赵祯明白，这些其实都是场面话。
这些官员真正在乎的，是此例一开，士大夫官员们的地位与尊荣将会迅速下降。
就像一座酒店的大掌柜。
本来坐在柜台中悠哉悠哉地饮茶看账，突然让其肩头挂抹布，去门口热情迎客，还要弯腰擦桌子，脸面自然挂不住。
一日间。
赵祯便收到了三十多封奏疏。
大多数京朝官们都站在了夏竦、王拱辰那方。
这让赵祯不由得想起范仲淹在新政时，限制官员磨勘升迁，抑制恩荫制度时，官员们激愤的反对之声。
当时，是在砸士大夫官员的饭碗。
而今，则是让士大夫官员们没有那么轻松地吃这碗饭。
赵祯突然有一种错觉，其喃喃道：“朕怎么感觉变法似乎又开始了！”
……
就在这时。
王拱辰也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良官论》。
此文的核心为：良官者，有知有德，不被铜臭所误，爱民而非自贱。
这篇文章，乃是为反驳欧阳修《官仆论》中所提的：官，民之仆也。
王拱辰认为，欧阳修是在恭维百姓，沽名钓誉，良官是百姓的父母官，而非牛马。
作为状元，他的文章还是非常具有蛊惑性的。
并且，他自掏腰包，命人抄写了许多份散发在民间，引得百姓瞩目。
一时间，汴京城的全民大讨论再次上演。
有人认为――
官员俸禄皆来自百姓税赋，理应做民之仆，而非高高在上。
齐州发生的“知州坐官道，通判守驿馆”，实乃齐州百姓之幸事。
也有人认为――
大宋向来提倡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官员是天下百姓的管理者，而非牛马。
欧阳修之言，实乃沽名钓誉，恭维百姓，而齐州之策，更是哗众取宠的小伎俩而已。
茶馆、酒楼的文人士子、商人走卒，甚至勾栏中搂着歌伎喝酒的纨绔公子们都在唾液横飞地议论着此事。
甚至，出现了多起打斗事件。
论气血、骨气，汴京的百姓比守卫汴京城的禁军都硬。
其实，这就是一场百姓对官员权势的挑战。
知州坐官道，通判守驿馆。让百姓们看到了原来士大夫官员还可以有另外一副模样。
……
垂拱殿内。
赵祯正望着三份奏疏发呆。
一份来自范仲淹，一份来自富弼，还有一份来自曾经的太平宰相、被贬外任的晏殊晏同叔。
范仲淹与富弼支持天下州府应学齐州之变。
官员理应为俯首之栗米，为百姓之忧而忧，方为士大夫之责。
范仲淹和富弼深知大宋财政之忧，且明白商贸繁荣将会对抑制土地兼并带来莫大益处，故而甚是支持。
但晏殊的观点就有些悲观了。
他认为，此事有违祖宗之制，势必引得士大夫官员的不满，且齐州之策未必适应天下，应慎重处理，免得官员们再次生出怨念。
晏殊作为赵祯少年时的老师，教他最多的便是：守江山，慎重为先。
这也导致赵祯做事从来都是思之再思，很少做出一意孤行的事情。
但这一次，他不打算听从晏殊的意见。
就在这时，杜衍与吴育在门外请见。
二人的手里抱着数张奏疏，杜衍率先开口道：“官家，徐州、海州、扬州等八位知州上奏，请求习齐州招商之法，用于本州商贸！”
“另外，海州知州已偷偷学起了齐州的招商之策，不过他去的不是官道，而是码头！”吴育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嗯？”
赵祯不由得感到有些意外。
汴京城的七成京官可都是反对齐州招商之策的。
他翻过奏疏后，不由得瞬间明白了。
这些人的目的简单而又直接。
为了仕途。
地方主官升迁，考察标准有很多，如劝课农桑、平决狱讼、官声好坏、赋税多少等。
但是最硬的指标，便是税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