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懋学字行之，婺源人。隆庆二年进士，此际三十一岁。本为官场新嫩，但大明官场进步并不一定以资历论英雄。
明代选人之法，每年吏部有六考、六选。科道官的选举，初时在六选之中的类选，后改为独立于六考、六选之外的行取。
所谓‘行取’，即为直接行文取用，无制度上的意义。后世称之为“说你行你就行......”的翻版。然而明代科道官，其‘行取’有祖宗家法规定。
太祖时期，政权初定。太祖言：“御史台、提刑按察司等，乃耳目之寄。务能振肃百司，慎选贤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在他孜孜求治的心态下，科道官的选择是不问出身，不拘资格，“唯贤良方正是举”，还有平民百姓当了科道官的。
按照太祖留下的选材原则，后世皇帝增加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行取”规定。“国家定制，必选部寺之英，郡县之良，老成练达，力有担当者始授。”
所谓“郡县之良”，即为知县、推官的“行取”。此条定制的初衷，即为科道官的选取，不从“初仕”之进士中选择，必须有工作经验的，才能选为御史、科道。然而实际执行中不是太好，“行取”比例只能逐年缓慢增加，有时候还有下降。
成化六年，科道官“行取”制度固化，“凡任知县、推官，由科目出身，历三年以上，政绩显著者，以次行取，送各道问刑半年。”
成化以后，六科的人员选拔，知县和推官终于占了一半以上。因为科道能以小制大，成为朝廷美缺。
明初士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者期给事、次御史，再次期主事，得之则忻。其视州县守令，若鵷鸾之视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
没有行取制度时，“一考定终身”，成绩好的留京，成绩差的出外。在外任职的，玩命干到死，不过是两司郡守，这就到顶了。
有了行取制度，当初的学渣可以走一条“兰台捷径”。一旦被选为科道官，“俟有劳绩，两转而擢京堂，不期月而简开府，年例则一岁而转方面，诚重之也。”，虽然比不得翰林的天花板在内阁，但尚书有望。
余懋学玩的路子，就是“兰台捷径”。隆庆二年中了进士，成绩在二甲开外，授抚州推官。后来打通了杨博的路子，以“行取”擢南京户科给事中。
为防止科道之官和被监察对象勾连，且不塞地方官“行取”之路，科道官最多干“三考”，就是九年。最迟九年后，干的最差的御史、科道回到原级别任用，其余的用不上三五年就升官别任。
六科给事中升级，最少三级，也就是从正七品直升从五品，多数升五级，也就是升到从四品，起步就是六部主事或外放知府。也有一下子升七级的，那一般是有了大名声，或经过朝争，挨了廷仗，或流放之后起复加官。
但是，就算科道连升七级，若当初参了尚书、侍郎等高官，一旦迁转，就很有可能落到仇人手里。所谓“官升七级，势减万分”，当初怎么吃滴，如今怎么吐出来。
由此制度弊端，明代御史和科道官，除了像海瑞那般志不在升官，每次却都不得不升的。其余都必选恩主，否则一旦升转，即为板上鱼肉。若无恩主，则不敢参高官显宦，只能拿四品以下或者勋贵撒气，且参劾的都是失仪、非法使用朝廷驰驿或者如谭国佐那般朝会迟到等等，既完成了考核任务，也不往死里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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