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过年指春节。美国的日历上没有春节，所以，我们只过阳历年：元旦；不过阴历年：春节。只有在中国人集中的地方，人们过两个年。这就是我到夏威夷去过年的原因。
妻子高坤的弟弟全家住在夏威夷。他在夏威夷大学读硕士学位时，结交了许多中国留学生。
高坤弟媳妇在一家台湾人办的公司里工作，同事间连英语都不需要讲。他们总是过两个年。
和我同去夏威夷的还有家里的另一半。他了解的中国年是从电视里看来的，比如跳“狮子舞”和武功表演。我解释说，过中国年主要是“吃”而不是跳舞。他的眼睛亮了亮。因为跳舞的话，他只能当观众了。不过，我“警告”他，大量的中国菜肴中，可能包括他最不愿意见到的鱼头、鸡爪和动物内脏。希望他有所准备。他沉默了一会儿，“反击”我说，也许还有我喜欢的中国菜，你从来没有做过。
我大笑，对美国人积极的处世态度不能不表示欣赏。
我们的假期有一个礼拜。开头几天，早餐和午餐我们各吃各的。弟媳妇做了一缸的糟毛豆.
我几乎将之一扫而空。高坤奇怪地看着我把豆荚送进嘴，然后再吐出来，心里一团疑云。他吃许多夏威夷的水果，也吃三明治和中国炒面。晚上，我们和弟弟全家一起吃，大部分是中国饭菜，也去美国餐馆改善改善，皆大欢喜。
大年夜的晚上，弟媳妇早早回家，准备家宴。其实，她已经悄悄地准备了好几天，我们只顾说话，没有注意而已。
在弟弟家新买的公寓里过中国年，我心潮起伏。站在19层楼的阳台上，前面的太平洋波光粼粼，后面的高尔夫球场绿荫覆盖，晚霞把天地染成金黄。我穿着短袖单裤，呼吸着岛上温暖的晚风，好像置身于梦境之中。这是过年吗？过年是这样的吗？人的一生中，有多少道理早在小时候就被定了型？
我闭上眼睛，首先看见的是一个瘦弱的女孩，怀揣竹篮，手捏票证，摸着黑暗，顶着寒冷，孤零零地走在去菜场的小路上。菜场里已经人山人海，虽然离开市还有两个小时，每一个摊位前都是长长的队伍。偌大的菜场上空，只有几盏稀稀疏疏的日光灯，照在人们的脸上，好像抹了一层青白的灰，阴森森地嘴眼不清。最前面的人是排通宵的，一个人看守着几个空篮或者小凳子（一个凳子算一个人）。小姑娘排在队伍的后面，袖管上被粉笔编上了号码。开市前，菜场里安静而有秩序。时间一到，全乱了套。她在人群里被挤到东挤到西，耳朵里灌满了喧叫和呵斥的噪音，轮到她时，小批量可选择的“珍品”已经无影无踪。即便如此，她还是得到了乐趣。平时吃不到的黄鱼、蹄膀、皮蛋、冻鸭等过年的菜，就这样被装进了她的竹篮，沉甸甸地，她抱起就走，感到力大无穷······那种心情，比考试得满分获奖状还要强。心花怒放之余，便叹息一年只有一次，太少了，太少了······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过年，有艰辛，有拼搏，有收获，有期盼。后来日子好过了，对春节的印象反而淡薄了。
那天晚上，我们围坐一堂，会喝的互相敬酒，不会喝的，在一边助兴。酒过三巡，弟媳妇端来了一个大砂锅，这时，过年的感觉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啊，大年夜晚上必有一个色彩缤纷、热气腾腾的大砂锅。多少年来，不论家境好丑，从来没有改变。在国内时，我们每年和它相会一次。砂锅由水晶粉丝垫底，上面堆着酱红的醺鱼、碧绿的菠菜、雪白的鸡肉，还有金黄的蛋饺.像一个画家的调色盘，沉浸在香喷喷的鸡汤里。
“你还包水饺啊？”我忍不住问弟媳妇。蛋饺是砂锅的灵魂，没有蛋饺就不像过年。“做，每年都做，过年嘛！”她微笑着答道。
过年嘛！就像我小时候上菜场那样，有那种跳一跳，就能摘到果实的执着。我已经和蛋饺久违十几年了。在美国哪有做蛋饺的条件？曾经试过几次，都没有成功。
看到蛋饺，就想起了小时候，奶奶教我学做蛋饺的情景。我才长得比炉灶高出一个头，左手握着汤勺柄，右手拿一块生猪油。将金属汤勺在火上加热了，用猪油在勺内涂一遍，然后离火，小心地倒入半匙鸡蛋汁，马上将汤勺转一圈，蛋汁就结成一张又薄又圆的小蛋皮。离火的原因是因为蛋皮的底部能在余热中成形，而表面仍旧嫩滑而未干燥，这样加入肉馅，蛋皮就能合得天衣无缝，不需要另加蛋汁去弥补。肉馅要加得正好，多了，包不住，少了，扁塌塌地不好看。我们用五六个鸡蛋做出一大碗蛋饺，稍不准确，就做少了。当时，一个蛋，一匙肉馅都是算着用的，可不能马虎。做完后，连碗一起放进蒸笼，蒸熟肉馅。到那时，可爱的蛋饺个个挺胸凸肚像金元宝似的，英武非凡。我是学了几年才学会的。每做一次，我就盼望着明年谁能发明一种做蛋饺的机器，用火，用料都算准确，人类就不必那么辛苦了。不知道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有没有这方面的突破？否则的话，蛋饺出口到美国，一定生意兴旺。
话说回来，弟媳妇究竟如何在美国做蛋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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