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营内部的环境管理，卡维已经缩减到了最低程度。
按照真正部队的卫生标准，需要顾虑到的地方非常多。除了之前说过的水源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防传染病，做好必要的消毒工作后还要防各种蚊虫毒虫，应对好叮咬伤，最后才是灭鼠。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很多细节。
军医绝不仅仅是处理外伤，搞定疾病就行了，还需要做好各种情况下的卫生保障工作。
徒步行军、夜行军、过度疲劳、长时间噪音、火药废气影响、炮兵的腰腿疼痛、爆震声损伤、坑道烟尘、防潮降湿、粪污处理都需要考虑。此外还有食物的营养问题，以及一大堆野外中毒和层出不穷的内科疾病。
灭鼠是卡维强调了很多遍的首要项目。
虽然他们不明白，甚至把老鼠当成枯燥兵营生活中有趣的一部分，但在卡维的要求下还是照做了。
真实世界里的老鼠可不是《猫和老鼠》里的jerry，它们会出现在任何一处有食物的地方，疯狂撕咬然后生下一堆孩子。
战争本身就需要储存大量食物，所以在储存食物的地方需要挖好防鼠的沟、坎，修筑防鼠墙，仓库底层和周围都需要铺好厚厚的尖锐碎石垫层。【1】
“之前做过实验，只要围墙埋深30厘米，表面做到足够光滑就能有效保护食物和器械仓库。”卡维画着草图，说道，“如果底层铺好尖锐的石子，外圈加上埋了水缸的沟渠，应该就能确保万无一失。”
伊格纳茨和赫曼知道保护食物的重要性，因为法奥战争时期他就碰到过食物短缺的情况。
甚至干肉和蔬菜都能勉强供应上，可就是缺面包，极度地缺面包，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老鼠造成的。
可除了仓库，卡维要求的是所有医院、兵营、救护所都做到这种程度，而且还需要每15㎡放一个捕鼠笼。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需要花费一大笔预算。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直到卡维说了“黑死病”。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传染病和老鼠有关，流行性出血热、恙虫病、斑疹伤寒、森林脑炎、钩端螺旋体等等。但对欧洲人来说，黑死病远比那些传染病要来得恐怖，没有任何疾病能和它相提并论。
“黑死病和老鼠有关？”
这颠覆了伊格纳茨和赫曼对瘟疫的理解，毕竟历史上对鼠疫耶尔森菌的发现还要再过30年左右。就算卡维已经发过了微生物论，但反响并不好，对细菌的了解仍需要一点时间才行。
“说说法奥战争时期帝国军队士兵的患病率吧。”卡维喝着咖啡，说道，“老师应该做过统计吧？”
“大概在25%左右。”伊格纳茨回答道，“当时前线几家中心医院的病人数量超过了4000人，一场重大战斗不仅会增加伤病人数，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病人数量。”
“很正常。”卡维说道，“因为尸体对我们来说是尸体，但对老鼠而言，则是最可口的美食。”
伊格纳茨又回想起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2】：“我觉得现在总医院灭鼠小组的人数足够防住老鼠了。”
“希望如此吧。”
卡维想起这四个月的准备时间就头疼，单是拿过军医处后勤的管理权就用了不少时间，而接过来的完全是个烂摊子。
自己在市立总医院做出的各种改变，看似惊艳了不少人，但如果放开范围，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小。在维也纳，能真正信任自己，肯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的人也就集中在市立总医院而已。
艾丁森的理论知识依然老旧，对于医院的认知仍停留在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甚至都没有参考克里米亚战争的想法。
最关键的是，他完美继承了德意志人民宛如钢铁一般的性格。这种性格能带来不一般的长期工作效率，但在接受新事物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他高举瘴气大旗，不认可任何对医院的改动。
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争吵之后，弗朗茨索性把两人分开。北线的所有医院按照卡维的想法做出改革，而艾丁森坐镇维也纳，南线和之后可能出现的西线战场中的所有医院坚持原先的那套系统。
“等到了总医院后，我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卡维说道，“其他前线的救护站，我管不着，但至少这家总医院不能有老鼠。”
“知道了。”
“接下去是对那些瘟疫的防治。”卡维再次解释了被他归类进瘟疫范畴的那些疾病，“痢疾、伤寒、霍乱、脑炎、出血热、斑疹伤寒，我先说这些。之前说的都是基本操作，接下去我需要解释的是更细致的部分。”
赫曼肯定是听卡维的，但伊格纳茨不一样，他要有主见得多：“你说这些都是微生物造成的？”
“毕竟是我写的论文，我本人自然认可论文的观点。”卡维辩解道，“按照微生物论中所阐述的微生物多样性，每种微生物都有它独特的生活方式，也会按照生活方式产生一种独特的疾病疾病。”
“所以每一种疾病都对应了一种微生物？”
“至少传染性的瘟疫是这样的，比如手术切口处的球菌，产褥热的链球菌，这些以及被我和科赫的实验证实了。”卡维说道，“我们应该庆幸，科赫没有因为这场战争回到自己的国家。”
现在包括柏林化学研究所在内的所有人都只把科赫当成一位普通的医学院学生，只有卡维知道科赫的价值。
伊格纳茨忍不住抬头扫了眼周围空荡荡的车厢，希望能从透明的空气中发现一些微生物的踪迹，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只需要阻止住那些微生物就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那防治疾病的发生也太简单了吧。”
“事实上并非如此。”卡维叹了口气，看了眼挂钟，“说完这些还得说一些特殊战伤感染的情况，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吧.”
19世纪的战场医疗水平完全无法和经历了一二战洗礼后的军事医学相比，历史上奥地利的军医系统根本无法入眼，但那也代表了欧洲的平均水平。
比起更先进的英法要差上一截，却已经走在了大多数国家前面。
绝大多数医生在培训中只学到了些皮毛，可就算如此卡维那四个月也没有白费，他的药品和外科技术正在深深影响着这支团队。而对那些可以独当一面的主刀医生而言，这四个月所带来的进步是他们好几年都未必能得到的。
try{ggauto();} catch(ex){}
比尔罗特就是最好的例子。
35岁的年纪就已经成为了外科学院的副院长，靠的是他卓越的外科知识水平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他不断挑战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敢于尝试新手术的勇气。
比尔罗特也并非全无缺点，在卡维眼里他是外科腹腔手术的鼻祖，开创了一系列普外科手术，但同时因为对微生物的观点不同，在许多问题上都和卡维“作对”。
比如在军队医院模式上，他就坚决反对了卡维提出的新模式，同时他也反对艾丁森坚持的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