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元年五月。
入滇的孙可望颁发诏令：
“令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同时宣布“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
这就是营庄制的开始。
所谓“营庄”只是当时的俗称，正式称呼是“皇庄”，其出产则为“皇粮”。
具体做法是通过大西军所掌握的全部土地，不分军田、民田，全部作为营庄。
营庄由大西军派出的管庄管理，营庄内所出产的所有物资，连田里的稻草、山上的柴禾，全都冠上“皇”字，称为“皇草、皇柴”。
这位“皇”，不是大明皇帝，也不是大西皇帝，而是一个叫做“大明天王”的虚拟存在。
大明（大西）统治下的所有田土，都属于这位大明天王。
实际上，就是一种公有制方式。
孙可望通过“大明天王”这个名号，忽悠过所有人，把“天王”名下土地的使用权控制在自己手上。
执掌过权力的人都知道：
所有权不是真正的权力，拥有使用权才是真正的权力。
“大义、委任状”只能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而真正的权力，是在于有多少人肯听你的话，以及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后世有一位美男子说过：
“我不依靠他们，我要依靠谁啊？我这个军机大臣，要是没有他们撑着，那就是个屁。”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调动的人和资源越多，权力越大。
而支持孙可望行使这些权力的，除了身后那群换了身明军服饰的大西军，以及明朝的大义名分外，最重要的，就是云南众多百姓的支持。
当时众多私有土地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沐氏勋庄”。
沐氏勋庄的“庄田”占云南土地三分之一以上，控制的军队屯田占43%，余下田土又为土司和寺院占有。
因此孙可望将大量私有土地收为营庄，随后“分据民田”、“田亩分庄、委官管理”……“民以无田为庆”。
也就是说，以前的百姓连田都没得耕，几乎所有的田土全都被沐家、寺院、土司给占了。
现在孙可望把所有土地统一收集起来，包括地主的地，寺庙的地，土司的地，沐家的地，军队屯田的地，全部分给百姓耕作，按收成来分，百姓自然欢雀鼓舞。
在营庄制度下，大西军并不参与、组织集体生产，而是照常以小农个体的方式自行生产。
但营庄内的耕作、收获，都有大西军派出的管庄“踏看田地所出”、“征输运省”，营庄所出产的“皇粮”不准私自收获，连“皇草皇柴”也是属于“大明天王”的。
如果发现有私自使用的，就算只使用一束草，都是“或斩或杖”。
大体来说，就是除了维持百姓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再生产外，其余所有的剩余物资，全部上缴给“天王”。
这种“仅给百姓基本的生存物资”的制度在当时大受底层百姓欢迎！
因为在大西军的这种土地制度下，百姓尚且能活下去；而在大西军入滇之前，云南百姓连活下去都难。
在秦王孙可望主持的土地改制下，营庄制主要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军屯”、“条鞭半征”、“四六同分”。
其中影响范围最大的、最受百姓支持，但也最受士绅痛恨的，就是“四六同分”制。
甚至导致秦晋二王内讧的原因之一，就是“四六同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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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六同分”营庄制管理下，耕种、收成由营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