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成归耕种者（佃农），剩余五成归“大明天王”，再由“大明天王”从自己的收成中分出一成，给土地的所有者（即地主、寺庙、沐家等）。
称为“官四民六”。
这项土地政策，大西军承认“田主”有权享受土地收益，但“田主”的收益却是由大西军分给。
类似一份分红。
大西军实际上是绕过了地主这个中间阶层，直接跟耕种者对接，减少了征收的中间环节，同时对地主阶级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从大西军的收益中，分出一部分收益给他们，以减少地主的反抗，缓和农民——地主——朝廷三方的矛盾。
一方面是承认土地私有，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权力实行限制与剥夺。
并且在表面上，这种改革方式，只是限制了地主的利益。
但本质上，是限制了地主对土地上佃农们的控制。
以及剥夺了地主在基层的话语权。
地主通过土地控制佃农的生产资料，让佃农离不开地主，从而达到控制佃农人身的目的。
而控制了绝大多数佃农的地主，自然在基层里，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大西好，自家的佃农们就会一起说大西好；说大清对，那控制下的佃农们也自然会说大清对。
跟地主的利益一致，形成利益共同体。
也就是在实际上，佃农，已经成为地主的私有财产。
地主有了钱，有了人，有了话语权，就相当于有了武装力量，有了对抗朝廷的“权力”。
有了这种“权力”，在“县官不下乡”的广大农村地区，地主士绅就是“土皇帝”。
既然是“土皇帝”，那么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好处自家拿，骂名朝廷背。
隐藏在土地背后的“权力”，才是永历朝旧官绅们最看重的。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而孙可望断了地主士绅的“财路”、给百姓活路的做法，令永历朝的士绅们，极度痛恨孙可望。
因此，他们想到了拉拢原本就与秦王有隙的晋王李定国。
名义上很好听，就是孙可望“僭越，不敬皇帝”。
其实，皇帝只是一块牌子罢了。
而晋王在政治上的“质朴如初”，让官僚集团们找到利用的空间，最终造成秦晋内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晋王李定国所代表的，是旧士绅的地主势力，而秦王孙可望代表的，是底层百姓。
此次内讧，拥有官绅地主支持的晋王大获全胜，秦王败逃。
随后，秦王孙可望投靠清廷的错误做法，更是让旧士绅、地主们找到攻击“营庄制”的理由：
大家快来看，孙可望居然去投靠满清，他果然是坏人。
既然是坏人，那么他施行的制度，肯定是坏制度，我们要推翻他！
于是，以西南一隅，支撑永历朝十几万大军、对抗清廷十余年、甚至是支持李定国将军取得“两蹶名王”历史战绩的“营庄制”，被大明官僚们联合推翻。
重新恢复“大明旧制”。
这次内讧，永历皇帝获得实权、晋王获得声望、士绅地主获得利益，皆大欢喜。
受伤害的，只是刚有几日饱饭吃的生民罢了。
十五个月后，昆明城破，清兵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