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广州的，就是杜永和及李成栋的剩余人马。
彼时大清势如破竹，再加清廷允诺平南、靖南世镇南疆，因此二王皆把广州当做自己的肉脔，对广州城势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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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当年李成栋叛明时，仅用十四骑，就骗开广州城门，因此二王对广州城防不以为然。
未曾想，广州百姓深知清军残暴，于是全城皆兵，同仇敌忾，誓死抵抗。
男丁拿起武器登上城墙，妇女搬送粮草伤员，片刻不敢懈怠。
清军在攻城战中，遭受广州军民及澳门葡萄牙佣兵的激烈抵抗，损失惨重，乃至尚可喜的亲族尚可福都因此身亡。
二王见广州防备森严，于是掘壕沟，垒土墙，就地铸造大炮，围困广州，切断羊城与粤东粤西的联系。
在督促围城工事建造的同时，又接受活跃在珠江口附近的红旗帮海盗投诚，利用他们手里大小125艘船只，封锁广州南面水域。
十一月初，清军汇合海盗、荷兰炮手，凑出了73门红衣大炮，招募2200名当地乡勇，攻打广州城。
期间，广州外城西城门守将范承恩降，杜永和见大势已去，率部下由水路奔窜出海，逃至海南，只留下广州七十万百姓。
城破之日，尚可喜，耿继茂“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下令屠城。
广州七十万生民，无论男女老幼尽遭屠戮，史称“庚寅之劫”。
入城后，平南、靖南二王犹未泄愤，“即于城中驻兵牧马”（注1），以示惩戒。
此后，由平南、靖南镇粤伊始，未苏于战争巨创的百姓便为二王“马政”所苦：
由于广州百姓尽遭屠戮，广州城内空缺出大量民房，竟然被二家藩王当做马厩来养马！
并且周围的县民“几尽为马夫”，“百姓游离不得归梓，食粮多输予藩府马兵”。
据时人梁药亭记载：
“庚寅（顺治七年）冬，耿尚两王入粤，广州城居民流离窜徙于乡，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顷悉令官军筑厩养马。“
甚至还做了《养马行》一诗，描绘了当时百姓的凄惨。（注2）
耿继茂的靖南藩移镇福建后，其马政之害亦移至福州。
当时，耿藩在福建广设马厂，“每厂用夫一二百名，坐派轮流，不许时刻有离，夜不许回，亦不许睡，令持锣守宿。要回者每名索银一钱。“
除此之外，靖南藩还要向民间广征草料。
“每征草一束，即为七斤，旋为十四斤。”
后又加至“每束二十余斤，可一束分为三束。”
耿藩的“马政”，致使福建乡间草价暴涨，每束可索银二分五厘。
而在三藩王的互相“比烂”大赛中，吴三桂算得是比较好的。
像在城中牧马这样的荒唐事，平西藩还做不出来。
但是，昆明城郭附近、方圆数十里亦尽为草场，耕地尽废。
据时人客居湖南的昆明士子高澹生，在投寄于友人的信中说：
“近有人自乡中来，云昆明池及西山皆无恙，唯自南薰门以至出郭，瓦砾鳞集，衢巷萧然。出郭二三十里为草场，以牧骡马牛马，人不插耕。“（注3）
……
一块临近翠湖的平原，成为了马厂，“人不插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至少几个乡、村的村民要么迁走，要么……
想到这里，吴世璠脸色愈发难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