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顾景芬对编曲进度抱着谨慎态度，但有周颂配合和“启发”，编曲进展确实非常顺利。
这一版《我和我的祖国》编曲涉及的乐器并不算多，除了钢琴和架子鼓，不过是笛子、提琴等寥寥几种。经过顾老师形容的“师生通力合作”，在周五吃午饭之前，编曲工作就顺利完成了。
“下午，咱们去百花深处。”在声乐中心午饭的饭桌上，顾景芬宣布了这个决定。她说的“咱们”，是指她、夏琳和周颂。
“去百花深处干什么？”夏琳当然知道这条名字很美的胡同，早先去新街口、护国寺一带玩的时候，她曾经被名字吸引，拉着周颂进去逛过，就是一条破破旧旧的狭窄小巷，没什么了不起。反倒是周颂一路上念念有词，说了些“奶茶的味道真不错”“PUA一脉相传”之类奇奇怪怪的话。
“燕城音响器材厂就在百花深处。”陈媛是发过专辑的歌手，当然知道著名的百花录音棚，“它有一个录音车间，无论设备还是乐器，性能说不上特别高级，但胜在全面、够用，而且有几个不错的录音师。”
“陈师姐。”周颂现在也跟着夏琳这么称呼，“我听说百花录音棚的条件不错，而且燕城也有音像出版单位，可我看你的专辑，怎么都是申城、羊城那边出的？”
“咳，咱们燕城这边，做事考虑得比较全面，申城、羊城更大胆一些。”陈媛想了想，最终也只说了这么一句。
听到陈媛的婉转“解释”，周颂不禁失笑。当前大概很难想象，过两三年以后，百花录音棚大胆得连申城、羊城都要侧目而视，比如说，内地最早的一批摇滚歌手，普遍都在百花录音棚录过作品。当然，那会儿的气氛与当前又不能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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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师生三人坐公交车到护国寺，下车后走进百花深处，又往南拐了一个弯，就到了燕城音响器材厂。厂子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有两栋灰扑扑的小楼，录音棚就在其中一栋里面。
对这里，顾景芬显然一点儿也不陌生，她轻车熟路地找到录音棚的负责人，直接提出了要求：“我要给我学生录首歌，能插个队不？”
“顾景芬同志，这个……”对方是个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跟顾景芬打招呼时还满脸挂着笑容，结果一听到要求，立刻就变成了苦瓜脸。
“我们就录一首歌，燕城人民广播电台等着要呢，帮帮忙。”顾老师也知道，录音棚实际是音响器材厂的录音车间，肯定有自己的工作进度规划。但夏琳录歌也确实是个越快越好的事情，要是排起队来，还不知道要拖多久。
“哟，敢情您学生的歌要上电台？恭喜恭喜。是这个小伙子，还是这位小姑娘？看着年纪都不大，果然英雄出在少年啊，了不起。”
中年男人习惯性地恭维了几句，话音一转，又开始诉苦：
“真不是我不配合您，主要是我们厂里有任务，现在都保障那边去了，人手就不太齐……”
“耍滑头。”顾老师笑骂，“我知道你们新引进了多轨录音设备，可以一种一种乐器录音，不用整支乐队凑到一起才开录。人手不齐，根本没有那么大影响。”
在传统录音方式下，需要把所有的乐器组成一支乐队，一次性把整支乐曲录下来，一个人出现了瑕疵，所有人都要跟着重来。如果运气不好，乐队不同成员轮流出错，能把大家都搞到崩溃。
有了音响器材厂从国外引进的多轨录音机，录音棚就可以分头录制不同乐器的音轨，互不干扰。当然，演奏者仍然需要反复尝试，还不时要根据在外面监听的录音师意见进行修正，最终录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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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跟我叫苦，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在中年男人面前，顾景芬可不像平时对学生那么温柔和善，反正对方也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了。
“我们这个编曲方案不是很复杂，而且都是常见乐器。你给我们把录音室、录音师配齐，再抽调一两个乐器师过来帮帮忙，一首歌耽搁不了你们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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