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时，维克托情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他听到了一些有点刺耳的东西。
在谈到发展党员工作的问题是，塔瓦贾维提到了一个“比例”的问题，也就是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包括战争期间，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按比例接纳了十七名芬兰族的新党员、四名卡累利阿族的新党员以及三名其他民族的新党员。
维克托抬头朝发言台前的塔瓦贾维看了一眼，随即拿起手边的钢笔，又从记录本的背面撕下一张纸。
听到他撕纸所发出的声音，旁边的库西宁同志和维罗莱宁同志都朝他这边看过来。
维克托面无表情的用钢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一行字，转手递给一旁的库西宁同志。
库西宁同志将纸条接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那一行俄文，皱眉想了想，这才拿起钢笔在上面补充了一行，反手又递还给维克托。
维克托将纸条拿回去，看了看。他之前写的那一行俄文，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还有民族比例的规定？”
而现在呢，库西宁同志给出的答复，则是：“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
维克托又不是政治小白了，他自然明白这个答复是什么意思。“原则”上没有这种规定，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真的没有，维克托的理解是，这其中有一个潜规则的存在，也就是在卡累利阿地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各个部门机构，其党组织在吸纳新党员的过程中，的确是遵循了一个民族比例的问题，在这其中，芬兰族的党员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个比例很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十，甚至是八十以上。
维克托之前没有负责过地方的工作，因此，他也不知道地方党组织工作的具体情况，但他知道的是，至少在莫斯科，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部，是不存在这种规定的，而中央委员会也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规定。
虽然此前没有负责过相关方面的工作，当时，在塔瓦贾维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维克托的心里还是自然而然的也有了一种抵触感，他认为这种规定非常的不负责任，如果任其发展延续下去的话，甚至会对共和国乃至联盟的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盯着手中的纸条看了约莫半分钟，维克托重新将钢笔拿过来，直接在“原则”这个词上，用力的画了一个圈。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用钢笔在那个圈的下面，画了一个箭头，最后，在箭头的下方写道：“民族平等不等于民族主义”。
钢笔的鼻尖在“主义”后面点了点，又最后补充道：“干部民族化是危险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高重视，下午的会议上我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最后一段话写完，他将纸条又递给库西宁同志。
维克托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党务工作，在这方面的所知也比较有限，但前世的记忆以及今生的工作经验，都给了他一定的审视问题的能力，或者说，这就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政治敏感度。
什么叫干部民族化？可以确定的是，在如今的联盟，肯定是没有这个词的，但这个词却很容易理解，仅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所谓的“干部民族化”，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提拔任命，不首先考虑其实际的工作能力等内容，却要首先考虑其民族属性，如此一来，在干部的个人发展过程中，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民族属性放大，甚至最终将其摆放到党性原则之上，考虑任何问题，都首先从自身的民族属性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联盟，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出发。
如此一来，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壮大，其最终的引发的结果，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其影响力甚至会超过布尔什维克党在联盟内的影响力，并最终导致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崩盘。考虑到联盟的性质，尤其是宪法中关于各个加盟共和国权力的规定，那么，联盟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了必然。
维克托不知道塔瓦贾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仅仅存在于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但他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思想，这种潜规则，必须受到批判，必须被严格禁止，作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