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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传学的问题上，他是孟德尔-摩尔根的拥趸，他坚信后天的获得性是不可能对遗传构成影响的，因此，从学术上说，他也的确是不认可米丘林学派的观点，于是，在面对李森科指责的时候，他索性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自己的立场，并尖锐的指出，米丘林的学说在遗传学上是讲不通的，是错误的。
于是，至此，双方的争论进入了最高潮。
当时，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份，也就是当年的年初，恰逢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列宁格勒召开，斯大林同志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出席了这一次会议。
就在这次的会议上，李森科利用发言的机会，对瓦维洛夫和穆勒展开大肆的抨击，当然，他的抨击不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去展开的，而是从政治角度发起的。他在发言中宣称，他的“春化法”是与米丘林同志的学说一脉相承的，因此，是革命的，是社会主义的，也是苏维埃的。
至于反对他“春化法”的那些人，则是反对米丘林同志学说，并坚定拥护摩尔根学说的。摩尔根是什么人？美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持反共立场的美国人，这样一个人的学说，自然也是反革命的，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因而，那些支持摩尔根学派的人，自然也是反革命的，是资产阶级的，是与苏维埃格格不入的。
所以，李森科对待学术矛盾的手段，就是：我说不过你，就给你扣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我反驳不了你的学说，就从肉体上毁灭你。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份，而就在两个月前，也就是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份，列宁格勒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斯大林同志的亲密战友，也是政治上的牢固盟友基洛夫同志，刚刚遭遇刺杀，内务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刚刚进入高潮，按照内务部的汇报，基洛夫同志是死于一场阴谋的，在列宁格勒，甚至是在全联盟范围内，都潜藏着为数众多的反苏维埃分子、间谍分子以及破坏分子。
当时的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难道就为了参加这么一个农业方面的会议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里，只能说李森科同志的运气太好了，或者说，他的政治嗅觉太敏锐了，尽管此人不是个搞学术的苗子，但却是个搞政治斗争的行家里手。
他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时机，用一个最佳的借口，将他的学术对手当做政治敌人给消灭掉了。就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瓦维洛夫同志便被判了死刑，作为美国人的穆勒则借口去西班牙支援革命，仓皇的逃离了联盟，不仅如此，当时整个“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几乎都被清洗干净了，这个从列宁时期就建立起来的重点育种机构，就这么彻底被废掉了。
而就在整垮了瓦维洛夫之后，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李森科的际遇可谓是顺风顺水，他很快就成为了克兰科学院院士，两年后，又被授予了一个“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从那之后直到卫国战争爆发，他一直都在乌克兰推动普及他的“春化法”。
前世的时候，维克托虽然对联盟的历史了解不多，可他却偏偏知道李森科这个人，要知道，在维克托的前世，中国的生物学、遗传学界，也曾长期受到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和干扰，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五十年代末，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的学术界都不乏反对李森科主义的声音，但同样也一直受到压制。实话实说，李森科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解决学术争端的做法，以及他本人所吹捧的春化法，对五六十年代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注意力从回忆中拉回来，重新放到手里的那封信上。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米利恰科夫同志显然也很不看好李森科所谓的“科学理论”，但按照他的讲述，李森科在乌克兰农业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即便是苏卡切夫也没办法与他相提并论，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大量官员，都高度认可李森科的理论和地位，认为他的育种方法是扭转乌克兰农业局面的最有力武器。
作为一个刚刚离开监狱，重新返回岗位的“戴罪之人”，米利恰科夫可不敢公开质疑李森科，尽管他是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