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苟部部曲，真正的战力来源，还得是那七百多老弟兄，纵然能以一敌十，但真面对上万的安定军，时间一久，也就难免处在下风，即便苟胜、苟雄两兄弟身先士卒，依旧难挽颓势。
所幸，苟政的判断还是正确的，梁犊大军并没有拖拉太久，以极高的效率赶了上来。当面对被苟部扰得阵势大乱的安定军，梁犊若是抓不住战机，那就太蠢了。
结果也不可能出现什么意外，在五部高力合攻之下，安定军大败，安西将军刘宁仓皇而逃，最终只率得不足两千残军，逃回安定。而义军，则趁机追杀五十里方才收兵，缴获了大量旗甲、兵器、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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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微弱代价，取得对安定军的大胜之后，起义军士气再度上扬，挺过了萌发的脆弱期，其势再难轻易遏制，不经过一场惊天动地、伏尸千里的碰撞与厮杀，乱事是很难消弭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高力举事谋乱的消息传开后，秦雍之地固然大震，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除了高力为祸的扶风郡西部，其他地方都保持着一直克制。
而在这种平静之下，显然隐藏着一股更大的暗流，面对梁犊举事，秦雍的赵军，尤其是那些强征而来的戍卒们，态度略显暧昧乃至诡异。
西边的略阳郡没动，东边扶风、始平也没动，雍城周遭的榆眉、陈仓等地官兵，面对高力抄掠，也只是坐守观望。可以说，在高力举乱之初，只有坐镇安定郡的刘宁，第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率军南下，替羯赵朝廷进剿戡乱。
能够想见的是，倘若刘宁一战而胜，高力溃败，那么周遭那些赵军，必然停止观望，快速出动，像饿狼一般扑上来，将举事之高力撕碎，尽忠平叛，杀贼表功。
但偏偏，安定之军大败，义军全胜，刘宁狼狈北逃，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勾起了更多蠢蠢欲动的心思，而就在刘宁兵败的消息传开后，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将异心化作实际行动。
羯赵统治下的秦雍大地，是一个国情异常复杂、矛盾极度尖锐的地方，自西晋末年以来，战争与骚乱、杀戮与死亡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主旋律，也有各种势力、各路枭雄豪杰在此弄潮起舞，而每一轮跌宕起伏，都避免不了以一场洗牌式的拼杀来收尾。
而羯赵在石虎凶暴统治十多年后，积攒多年的矛盾，总得有一个宣泄的地点与途径，而秦雍大地，算是一个相当适合的地方了。
二州士民，尤其是那些世居此地的汉族豪强，常年饱受羯赵苛法暴政，积压的不满就有如火山腹里的岩浆，三次大征凉州，死伤无数，更使秦雍军困民疲，遍布关西的戍卒们，更难耐守边之苦......
内部之矛盾，早已是积重难返，汉人有华夷之辨、民族仇恨，便是那些臣服羯赵的胡人，也绝不乏野心勃勃，幸灾乐祸者。而外部，自成汉被桓温灭亡后，来自西南梁、益二州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羯赵对关西的统治，已然是虚有其表，摇摇欲坠，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石季龙这头恶虎，却已老病，威慑不比当初。
因此，即便没有高力举义这件事，迟早也会有其他人，在某个州郡挑开这个脓包。而在事前梁犊绝对意想不到，当他与高力们将这把火成功点燃并扩散开后，会有多少人来添油加柴，拱火造势。
起义军在关右获得的支持，远超旁人想象，并且，自击破安西将军刘宁之后，迅速由东宫高力谋乱东归，演变成一场波及全雍州的大乱。
先是陈仓，在得知高力大胜的消息后，有戍卒潜来联络，意欲起事，归附义军，共襄盛举，图谋大事。梁犊闻之大喜，亲自引军南下，饮马渭水，兵叩陈仓，然后在内应的配合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夺取陈仓。
陈仓的羯赵将吏，悉数被杀，囤积城内的大量粮草、军械，迅速弥补起义军之不足，转化战力，梁犊又以陈仓及安定降军，再组建两部，以亲信为都督将之......
在接下来的两日内，不断有关西戍卒、豪强举事响应，尤其是一些山东籍的戍卒，在起义军“东归”的呼声与感召下，更是主动杀害羯赵朝廷的将领与监军，携带兵器战马，主动来附。
等到正月二十五日，在梁犊举事九日之后，起义军规模已经壮大到近三万人。兵强马壮，底气便足，在将士催促下，梁犊不敢逆众意，即率众东进。
一路抄掠，长驱而东，有如狂风过境，所至之处，戍卒襄聚，豪杰响应，扶风、始平郡县，悉数被破，无一幸免，羯赵之郡长、县令，失陷者，即被斩杀祭旗。
至二月初，起义军至长安时，已拥兵十万，队伍就像滚雪球一般扩大，势不可挡。当然，这份壮大之中，很有些虚有其表的成分。
成员来源复杂，高力、秦雍戍卒、官军降兵、地方豪强加上诸多被裹挟加入的关中百姓，就是一锅八宝粥。虽然对羯赵朝廷都有切齿的痛恨，但想要将他们拧成一股绳，显然还差得远。
梁犊也没有时间，去进行妥善的整顿安排，在义军这股溪流，逐渐壮大成为席卷关内的洪流的过程中，他只能做个引导者，甚至本身都只是被裹挟其中，一起奔向东方......
人心不齐，号令不一，指挥更难谈有序，能够保持相当战力的，只有原东宫高力，以及一些关西戍卒与豪强部曲。
在队伍规模迅速壮大的同时，梁犊也显然感觉到他对义军的掌控被削弱了，毕竟不那么纯粹了，为此，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将一些附义者并入原“五军”之下，武器、甲胄、粮抹、牲畜，也都优先供应。梁犊毕竟不蠢，他还是清楚地认识到，不管起义军扩大到怎样的规模，他真正能够依靠的，还是只有原来的东宫高力。
在高力军中，梁犊更加信任中军族部及心腹下属，但与那些形形色色的附从义军比起来，苟部、朱部这样的旧部，都要显得更加亲近些，更值得信任。
而梁犊过于拔高高力的举措，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义军内部的不满与离心，毕竟从来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些投靠而来的所谓义士、豪杰，也显然不可能是一些易与良善之辈。
只不过，当起义军的士气与锐气依旧，并且还在向上攀升的时候，这种矛盾尚在可控范围之内，而这个控制力，也与起义军同羯赵朝廷的对抗形势直接相关。
于苟部来说，在梁犊以高力制众军的策略下，却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部曲得到了极大扩充，及至长安，由苟胜统率的前军，已拥兵五千余人，其中大多是三辅豪杰，甚至还有几百自略阳郡老家投效而来的壮士。
不过，部曲规模的急剧膨胀，必然带来战斗力的下滑，前军的组织模式与变化，也堪称整个起义军的缩影。
同样是以原苟氏部曲为核心，辅以其他杂部，而为了保证战斗力与凝聚力，苟氏三兄弟只精挑细选了不到一千的精壮之士，充入本部，而余三千卒，设二军，置幢队，任其原本的军官、头领率领，苟胜只是挑拣一些苟氏老卒，充当军官。
这项举措，自然不利于对这些新人的消化与控制，但没有办法。苟氏兄弟必须得保证部曲最基本的战斗力，这一点，在本部的连续扩张下，已经迎来不可避免的下滑，苟胜实在不敢再将部曲老人分散了。
对于这一点，苟政也是十分认可，在他看来，一万虚有其表的乌合之众，也不如一千精悍忠诚之士可靠，而“可靠”二字，对当下这个世道而言，是最难得的东西。
另一方面，苟部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炮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