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四，高岭站大营（今葫芦岛高岭镇附近），皇帝驻跸处。
四个多月前，已经七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开始了第四次东巡盛京，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东巡。
因为乾隆前些年下旨在盛京修建的文溯阁已经完成，故而此次需要他亲临盛京进行庆贺，向祖先表明自己的文治功勋。
与前次东巡不同的是，这一次乾隆是从圆明园启銮，先到避暑山庄停留。因为天气炎热，人员车马行李众多，行走不便。因此直到了八月十六日，会同前来承德的卓索图部的各位蒙古王公后，才再度启銮，前往盛京。
同时，他又命怡亲王永琅携带玉册、玉宝（实际应称为谥宝、谥册，是清代皇帝为前代帝、后上谥号时的制用之物。清代定制：凡皇帝恭上皇考妣尊谥、庙号，敕工部制玉册、玉宝，加上列圣、列后尊谥，敕重制玉册，改镌玉宝。），带领诸位阿哥及礼部、工部所遣官员于太庙跪拜后，于八月十二日从北京出发，九月初二日在常家屯汇合。
皇帝的大帐内，一个面容清秀俊美身穿从一品朝服的大臣正在念诵军机处拟好的旨意。在他旁边，还站着另外一个面容和乾隆有些像的年轻官员，穿的是是正一品服饰，外罩一件五爪蟒袍。
穿蟒袍的这位，就是已故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第三子，富察.福康安。
后世关于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被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好多人信以为真。其实这个流言最早源自清末民初时期编著的《满清外史》，里面提到：“傅恒凡四子，其三子皆尚主为额驸，宠眷反不及福康安。而福康安独不尚主，其故可想见矣。”
说白了，就是福康安的兄弟都娶了公主或者郡主，为什么唯独他没娶呢？因为他是乾隆的私生子，所以注定他不能尚主。
不过有件事足以证明上述说法纯属胡扯。那就是福康安本人虽没娶公主，可他的大女儿嫁给了郑亲王乌尔恭阿，小女儿则嫁给了怡亲王绵誉。
乾隆即便再糊涂，也做不出让爱新觉罗本家相互通婚的混账事吧？要知道满清自顺治入关，到乾隆时代完全汉化后，对儒家礼法就非常尊崇，繁琐到了严苛的程度。
宗法社会下，五服之内为亲，通婚属于“不伦”。从唐代到明代，禁止五服之内通婚被写入了法律，违者要受杖刑，并强行离异。
基本照搬《大明律》的满清一开始也是如此，后来因为民俗风气难以制止，于是到了雍正时期便开了个口子，允许姑舅两姨姊妹的表亲通婚。
至于《清朝野史大观》中提到的康熙“纳姑为妃”，其实是有名无实。
那位是孝庄文太后的内侄女，自幼养在宫中，本打算成人后再和康熙成婚。要知道蒙古部落不讲究什么亲不亲的，而且爱新觉罗和博尔济吉特氏的联姻乃是政治，从皇太极时代就开始了。
可惜红颜薄命，康熙的小表姑不满十五岁就死了，后来被追封为“慧妃”。
言归正传。
福康安今年二十九岁，自乾隆三十六年辅助阿桂在大小金川平乱作战，到乾隆四十六年任四川总督缉拿“啯匪”治乱，在朝野内外已有“名将”之称。
他历任户部侍郎、满洲镶黄旗副都统、内大臣、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再到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乾隆四十七年，因在四川缉匪有功，擢为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
今年受诏回京署理工部尚书，五月，又授为总管銮仪卫大臣、阅兵大臣、总管健锐营事务，伴驾随同前往盛京。
“萨载、闵鄂元奏江苏按察使司监盗犯邓二等五名，一同越狱于八月二十九，九月初三日先后拿获。业经申明，问拟斩决，具体在案。其属按察使苏松粮储道秦学溥请交部严加议处等语……”
大帐正中，坐着一位身着酱色湖绸棉袍的老者。此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但从气色面相上看去，保养的十分好，看上去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他，正是七十二岁的大清皇帝，乾隆。
乾隆静静的听着站在下面的和珅念完拟好的圣旨，微微点头后才说道：“这个秦学溥，真是辜负了朕对他的提拔。让萨载和闵鄂元再行彻底追查，若有其他情弊之事，另行具奏。你按朕的这个意思再拟旨意。”
“嗻，奴才遵旨。”念完旨意的和珅和立在一旁的福康安都磕头领旨。
“免礼吧。”
“嗻。奴才谢主子。”
这里说几句题外话。
有些人以为清代不管满汉官员都对皇帝自称奴才，当然这是错的。也有人认为满族官员要自称奴才，汉官要自称臣，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相关规定在清代各个时期都不一样。
比如在顺康时代，要求所有旗人在奏折里自称奴才，不是旗人的必须称臣。雍正登基后，下旨所有朝臣在奏章里一律称臣，不再用奴才。话虽这么说，可某些旗人官员还是在奏章里用“奴才”，甚至在一份奏章里既有“臣”也有“奴才”。
这种情况很多，好多人是屡教不改，雍正没办法，只得爱咋咋地。
到了乾隆时代，随着满族基本上完成汉化，对这个就不能忍了。乾隆要求凡是政务折子，不管旗汉，一律称臣；只有请安恭贺折子，旗人才可以称奴才；如果是旗人和非旗人联名上请安恭贺折子，则一律称臣。
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在政务折子里用了“奴才”，被乾隆臭骂一顿，又明谕朝堂地方，再有犯者，严惩不贷。
当然，这一禁令只限于书面形式，口头上旗人官员在乾隆跟前还是用“奴才”自称。
历史上直到1910年--也就是宣统二年，经清廷海军大臣载洵奏请，“奴才”的称谓才被彻底废除。
说完了这一件，乾隆又皱着眉对福康安问道：“朕今天接到李奉翰（江南河道总督）的奏报说，云南运往京城的铜船在江宁遇风沉了。福康安，你当过云贵总督，这运铜的船是怎么回事？”
站在和珅对面的福康安听到皇帝跟自己说话，又连忙跪下。
“免礼。”
福康安起身回道：“回主子，云南和贵州运往京师的铜铅之物，一向都是在重庆另行打造船只，雇佣水手的，交卸过后，再将船只拆卸变卖。”
乾隆道：“还有这样的事？”
福康安回道：“奴才以前在四川和云南任上时，就派人查询过此事，历任办差委员都是这样做的。每船所装铜铅甚多，所以必须要将船身的板片加厚才可以。是以每次都是打造新船。
奴才以为，四川装运货物的船里，本来有很多大船，颇多坚实可用。以后只需挑选坚实耐用的货船，按照市价雇佣船只和相关船工即可，实在是没有必要另行制造。”
对面的和珅看了一眼福康安，没有说话，而福康安则恍若不觉。
“每年都要打造新船，卸铜之后再拆卸变卖……”乾隆默然无语。他深知这里一定弊情甚多，但此时官场贪腐已成常态，按下葫芦浮起瓢，各地贪腐之事层出不绝。
但这话他还不能说，否则如何对得起自己和臣子们标榜的“盛世”？
乾隆晚年之后，一心想要打造盛世景象，但同时却变得十分怠政。尤其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储君之后，他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因贪腐而兴大狱杀人了。很多时候他只能在奏折的批示上命令地方督抚严饬办事官员。
之前提到的江苏邓二等五名囚犯越狱一事，五个抢劫重犯，竟然能从严密看守的大牢里逃出，扳开牢房的栅木，扭断锁链，翻墙而走。简直荒唐可笑。
而刚才他所问到的滇铜沉船一事，则是关系到铸钱的国家大事。此次江宁沉溺的船上所运铜铅达高达九万斤之多，若说此中没有弊案，乾隆自己都不信。但此刻他只是先让两江总督萨载和河道总督李奉翰赶紧想办法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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