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喝的有点迷糊，其中有二十多人被当场撂翻，被招待所长带人抬去了提前准备好的客房。
餐厅主管向我诉苦，两毛五一个的粗瓷碗，被摔碎了三十二个，这笔费用得记到成本里。
杨树林对这场盛宴很满意，说林子龙这小子是个人才，别看蔫里巴啦的不爱说话，鬼点子还挺多，让大家吃好了也喝好了，还不用担心超标挨罚。
杨树林是个老煤矿人，深谙酒文化的精髓，爱喝也能喝。
他给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下属们宣布过一条纪律，在酒场上，你们谁也别跟我谈工作，也别让我签字，老子在酒桌上签的字一律无效，绝对不会认账，谁也孬想钻空子占我的便宜。
在这种酒意盎然的环境中熏陶了几年，我的酒量也有了快速提高，从刚上班时闻到酒味就脸红，慢慢发展到二两、半斤，一斤，现在，状态好的话，一斤半五十二度的高梁烧灌下去，基本上没啥感觉。
其实我不贪酒，但因为年轻好胜，爱在酒场上逞强，在机关上班的七八年里，出现了好几次醉酒的情况。
我从行政科副科长提拔为科长那天，科里的同事闹着要我请客，不好拂了大家的美意，我在街道上的饭店摆了两桌。
行政科管着矿上的后勤，三个职工食堂和招待所的餐厅都是行政科的下属单位，条件也都不错，但我不想在这些地方宴请同事。
瓜田李下，就算我足额付了餐费，也不一定能堵住别人的嘴。
行政科科长在自己管辖的食堂里吃顿饭，还会掏自己的腰包，这话说出去没几个人相信。
与其无法自证清白，不如躲的远远的。
那天我确实高兴，同事们也闹的很凶，排着队轮番敬酒，我只抵挡了两轮，便放弃了抵抗，彻底放开了，最终不出意外地被就地正法，完全失去了意识。
同事有些害怕，借用矿调度室的值班车辆，把我送到了医院，挂了整整一夜吊瓶，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摇摇晃晃的下了病床。
事后不久，有次去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郭民选书记似乎无意中提到这茬，说年轻就是好啊，要是我遇到你这种情况，不到一个小时，被人灌下去三斤多烧酒，怎么也得躺两三天才能下地，一个礼拜内，很难好好工作。
郭书记这话看似开玩笑，其实我知道领导是在委婉的批评，说我年轻，不知道节制，分不清孰轻孰重。
书记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暗地里发誓，以后绝对不再干这种蠢事。
人在煤矿，身不由己，不喝酒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自制，严格把握尺度界限。
从那以后，我学老实了，无论在什么样的酒场上，绝不逞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总量绝不超斤半。
有一次，地方上的领导来矿交流，杨树林点名让我陪他接待，一开始地矿双方把酒言欢，桌子上的气氛很友好。
古城县的干部知道煤矿的酒风强悍，他们自知实力不济，一般都是被动应战，很少主动出击。
那天是个例外，客人中有个以前不认识山东大汉，三巡过后，和杨树林飚上了，两人你来我往了很多来回，竟然没有分出高下。
杨树林有些顶不住，让我替他抵挡一阵子。
我当时已经陪其他领导喝了不少，快要达到自定的量限，只好硬着装怂，说我的胃最近不好，再喝恐怕要吐血了，请领导饶了我吧。
杨树林很不高兴，但我把求饶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也不好发作，只能挽起袖子重新上阵，继续和对方厮杀。
后来，再遇到重要的接待任务，杨树林再也不叫我上桌了，我这个行政科长，只有当服务员的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