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老孙拖着残腿，一瘸一拐离去的背影，我不由得有些心酸，忽然间对自己昨天晚上做出的决定产生了动摇。
走进办公室，小苗正在打扫卫生，我对她说，剩下的活我干，你拿上发票簿去找孙厂长，和他一起去给用户送货，用户验收后当场开发票，督促他们尽快把货款转过来。
小苗出门的时候，我又叮嘱了一句，路上你们和司机吃饭喝水的账你付，开发票回来报销，记着别让老孙花钱。
小苗走了，徐冰雅紧接着进来，把小苗打扫了一半的卫生继续干完。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房间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问题就是问题，躲不开也绕不开，昨天没有解决，今天必须得有结果。
我是这么想的，徐冰雅也这么想。
打扫完卫生，她没有回自己办公室去，而是在我对面坐下，也不说话，静静地盯着我看。
我被她看的不自在，咧了咧嘴，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柔和一点，不要太生硬。
我说，我昨天告诉过你，我不接受职工股份募集的结果，现在，我给你三个选择。
第一，重新走募集职工股份的流程，这次我亲自主持，把汽修车间的情况给大家实事求是的讲清楚，我相信很多职工愿意掏钱增购股份。
第二，厂里增加对汽修车间的投资额，最少增加五万元，一定要拿到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第三，你把自己手里的股份，通过公开渠道，转售给其他职工一部分，你个人的持股比例，绝对不能超过修造厂。
其实我昨天晚上的决定只有前两项，最后一条是临时增加的。
刚才看见孙建成步履蹒跚的样子，想起了黄大海说的老孙家里的艰难情景，又想起新上任的副矿长胡文魁，嗅闻茶香时陶醉的神情，我内心深处的一根弦被拔动了。
他们的年龄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应该被同情的人，但生活给予他们两个人的同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的要求，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让别人的认识和想法和自己保持一致呢。
我为什么不能像胡文魁一样，活得更豁达一些呢？
世界本身就不公平，也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公平，
徐冰雅想多拿一点汽修车间的股份，想取得对这个项目的控制权，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
换作是我的话，如果我的身份不是厂长，只是修造厂的一名普通职工，如果我看好汽修车间的前景，而且也有相应经济实力的话，可能会有和徐冰雅一样的想法。
虽然徐冰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用了一点小伎俩，耍了一点小手段，但她做的不算过分，别人很难挑出毛病来。
真要追究的话，责任应该在我身上。
如果我没有把募集股份的工作交给徐冰雅，而是交给黄大海、申小涛，或者随便其他的人。
就算最终的结果不尽人意，徐冰雅最后兑现自己的承诺，把全厂职工自愿认购后剩下的股份，全部出资买了下来，拿到了汽修车间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我的反应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强烈。
我可能会接受这种结果，不会有良心不安的感觉。
于是，便有了我说的第三种方案，给了徐冰雅多一种选择。
这个方案和前两个方案比较起来，明显是我对徐冰雅做了妥协和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