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亮坐第一趟班车出山，到古城后匆匆换乘长途汽车，下午四点多才到老家县城，堪堪赶上最后一趟发往乡镇的公交车。
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天黑的时候，终于到达了家乡所在的乡镇。
镇子离家还有三公里，这段路只能摸黑步行了。
当我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气喘吁吁叩响自家门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因为有我这个端着铁饭碗的公家人，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所以我家的条件在村里算比较好的。
父母都是五十出头，身体很硬朗。
老两口照料着几亩责任田，家里有小菜园，养着几只鸡，每年还会喂了一头大肥猪，吃喝什么的都不用花钱买，日子过得挺宽松的。
我只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嫁出去好几年了。在我的资助下，姐姐和姐夫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小家庭的生活挺滋润。
每次回家，父母都要对我唠叨，说他们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是当年不理睬我的强烈反对，强行中断了我的学业，让我去几百里地外的煤矿上班，当上了公家人，端上了铁饭碗。
父母经常说，你学习好有什么用，能考上大学又能怎么样，大学毕业了还不是要上班挣工资，未必比你现在过得好。
初中毕业就上班，多挣了六七年工资不说，还省去了上高中上大学的花费，一里一外，怎么算都合适，都是占便宜的事。
父母说的没错，我承认他们十几年前的决定，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
可是我始终有心结，一直耿耿于怀。
父母确实是为了我的未来考虑，可他们没有想过，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在远离父母，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以单薄瘦弱的身躯，每天干着超过自己体力极限的工作，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和心境。
病了伤了，受委屈了，不高兴了，想爸爸妈妈姐姐了，无处倾诉，无人可言。
累了乏了，冷了热了，不会有人关心问候，也没有人提醒你增减身上的衣服。
我和卫大宝比亲兄弟还要亲的感情，就是在那种环境里，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虽然救过他半条命，但那不是主要原因。
父母没下过井，不知道煤矿井下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每天都要穿着酸臭难忍，污秽不堪的工作服，在阴暗潮湿，危机四伏的千米井下，要咬紧牙关坚持七八个小时。
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参加工作最初的两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最让我不能释怀的还不是这些。
在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自己一定要考个好大学，毕业后要当大学老师。
我喜欢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业，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学生们喜欢的老师。
初中毕业证还没拿到手，就被父母逼着当了煤矿工人，谈吐不凡，温尔文雅的大学老师梦，刚刚萌生就被掐掉了。
没有参加过高考，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是我此生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第二天起床后，妈妈替我准备好了礼物，催我去村头的婶婶家。
我能在不满十六岁的时候参加工作，缘于一场意外，这个意外和母亲嘴里的婶婶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