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厂原来是古城县最大的地方国营企业，地处县城中心位置，最红火的时候有六、七百名职工，其生产的十五匹和二十匹马力单缸柴油机，曾经是河西省的名牌产品，在周边地区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乡镇企业的强势崛起，农机厂的生意慢慢走上了下坡路，经济效益越来越差。
产品卖不出去，没钱给职工发工资，连续多年亏损，短短两三年时间，从原来的上缴利税大户，沦落为古城县地方国企中最大的亏损户，每年都需要县政府拿财政资金堵窟窿。
进入九十年代后，古城县政府见农机厂扭亏无望，为了甩掉这个这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先是宣布无限期停产，给厂里几百名职工放了长假，随后又以县政府的名义成立了招商小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面向全国给农机厂找婆家。
一折腾就是两年多。
由于需要安置的职工人数太多，历史负担沉重，招商小组先后接触了几十个有意向的企业和个人，但始终没有找到愿意接收安置原有职工的买家。
直到去年年中，招商小组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了来自苏北的宋老板提出的租赁要求，将农机厂以零租金租赁了出去，唯一的条件是，在租赁期内，承租方必须解决农机厂职工的就业问题，保证这些职工不再上访，不再集体闹事。
这两年，数百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没有着落的农机厂的下岗职工，可把古城县大大小小的衙门，和衙门里的官员们折腾惨了。
他们没事可干，最不缺的是时间，而且大部分人住在县城，只要有人牵头吆喝一声，很快就能组织起上百人乃至几百人的队伍。
不是扯着“要工作，要吃饭”的大横幅，到县委、县政府门口请愿，就是借着集市日人流量大的时候，阻塞交通要道，以种种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下岗第一年，农机厂的工人们还保持了节制，三五个月组织一次集体活动，后来慢慢变得越来越频繁，在宋超和政府签定租赁经营协议的时候，已经发展到几乎每个月都要围攻一次委府两院，在县城的每个集会日都要闹出点动静。
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不但影响恶劣，而且严重影响了城区居民的生活，也给古城的地方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不得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付农机厂下岗职工的集体活动。
这种事情不好处理，动用强权工具，搞不好会激化矛盾，酿成更大的事件。
劝解说服外加信誓旦旦的承诺保证，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效果，但“狼来了”喊过了几次后，连喊话人自己都不再相信，被喊话人更是认为官老爷开出的空头支票，连擦屁股的废纸都不如，再也没有人相信此类的鬼话，不见到真章，他们不会收兵。
大多数时候，政府不得不妥协，含着泪，咬碎了后槽牙，从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资金里，挤出一些钱，安抚打发爱搞集体活动的农机厂的工人。
闹一次事，能讨来一些生活费，虽然数量微薄，但有总比没有强。
农机厂的下岗职工尝到了甜头后，组织集体活动的积极性愈发高涨，终于让古城县的领导忍无可忍，对当初制定的招商政策进行重大修改，无奈接受了宋老板提出的租赁方案。
